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绍兴有个仙姑算命很准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绍兴的婚嫁婚俗有哪些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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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名人

李天佑（ 1914-1970）

广西临桂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三军团第五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团长、师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副师长、第四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副旅长、代旅长。一九三九年赴苏联学习军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军长，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陈宏谋(1696--1771)，桂林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人，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春，中恩科试第一名举

人。系清乾隆帝的重臣东阁大学士。先后任甘、晋、陕、鄂、赣、闽、湘、苏两省巡抚，两广、湖广

总督。陈宏谋一生致力发展生产，不畏权贵，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故里为诸峰环绕，“风水”传说

颇多。陈氏家族，世代功名不断，五代连科，翰林连袂，自陈宏谋起的190年间，陈氏家族科甲曾有

状元1名、翰林2名、会元1名、进士4名、解元2名、举人26人、贡生9人、凡35人。

王半塘（即王鹏运，1849－1904）年，桂林临桂县人，自号“半塘老人”，他是我国近代有名的词学

家，著有《半塘定稿》3卷，《剩稿》1卷。他伤国忧时，发而为词，是清代词坛之大师之一。

马君武（1881－1940）桂林人，生于恭城。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爱国诗人。早年

就读于体用学堂，后留学日本和德国，是中国留学生取得工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追随孙中山先生

进行革命活动，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长、上海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北京工业大学和广西大

学等校校长。马君武学识渊博，懂英、法、德、日四种外语，翻译过许多世界名著和工程技术等专著

，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为祖国培养造就人才作出了贡献。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桂林临桂县两江乡人，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上将衔，1948年任国民

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任代总统，12月移居美国。1965年7月回国。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有官邸在桂林市象山区文明路16号。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11月中旬，李宗仁曾在此居住办公。其旧

居在临桂县两江乡。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回族，桂林临桂会仙乡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

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抗战时期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解放战争时任国民

党国防部长、华中军政长官等要职，上将衔。1949年飞往台湾，1966年在台北逝世。在桂林市秀峰区

榕湖北路榕湖饭店大门内近处有公馆。

王维俭女，运动健将、高级教练员。广西桂林市人。生于1947年。1958年入桂林业余体校，同年被选入广西技巧队，1959年参加第1届全运会技巧比赛后，调入国家体操集训队，改为体操运动员；1963—1972年连续在全国体操比赛中蝉联个人全能冠军，同时每年都获得2—4枚金牌；1963年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体操比赛中夺得个人全能、自由体操、平衡木、跳马4枚金牌；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体操比赛中是获得团体冠军的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并获得个人全能和4个单项共6枚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在亚洲体操比赛中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1963年荣立特等功；1964年获运动健将称号，荣立一等功，1975年任国家体操队教练员，培养了马文菊、黄群等一批全国冠军和参加世界体操大赛的优秀选手。1980年获高级教练员称号。1988年曾任第11届亚运会集资部副部长。现兼任中国体操协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司长，中国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曾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女子少年运动训练法》等3篇文章。

姓名：莫慧兰性别：女

出生年月：1979.07.11

身高：150cm

国籍：中国

籍贯：广西桂林

莫慧兰简介

1985年7月，莫慧兰进入广西桂林体操学校，1990年12月进入国家体操队。1994年10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12届亚运会上，莫慧兰一人独得团体、平衡木、自由操、跳马和高低杠五枚金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莫慧兰获得跳马银牌。莫慧兰高低杠上的“团身前空翻越杠抓杠”动作被国际体联称为“下世纪”动作，并被命名为“莫式空翻”。

曹邺

【曹邺】（约816～875)唐代诗人。字业之,一作邺之。广西桂林人。自幼聪颖,勤于攻读。唐大中四年（850）中进士,历任天平节度使幕府掌书记、太常博士、礼部郎中、吏部郎中、洋州刺史。后辞官南归,迁居桂林城北阜财坊,以读书、写诗、教馆自娱。其诗多吟咏故乡山水景色和田园风光,乡土气息浓郁,如《题广福岩》、《东郎山》、《西郎山》、《东洲》、《迁居桂林寄阳朔友人》等。其故居在阳朔县城北面的龙头山和北鹿山之间。后人在其故居处修造了曹公祠堂、曹公书院。据传及第前曾在天鹅山下石岩读书,后此处被辟为曹邺读书岩。岩口存有民国年间朱谟题的"曹邺读书岩"5字榜书及明朝解缙的《曹邺读书岩》诗刻。有诗集3卷,后只存2卷，《全唐诗》收其诗108首。�

曹唐

【曹唐】生卒年待考。唐代诗人。字尧宾。广西桂林人。初为道士,后还俗，举进士不第（一说于唐太和或大中年间进士）。咸通年间（860～873）为使府从事。工于诗,尤以游仙诗著称。常遨游名山大川,寻仙访道,写有诗3卷,《全唐诗》收其诗2卷,共148首。其中小游仙诗占98首,大游仙诗50首。其诗想象力极为丰富,对景物的描述栩栩如生,贴近自然。诗中流露出不满现实,自持清高。与曹邺有晚唐"二曹"之称。原有专集,已散佚,后人集为《曹从事诗集》。�

莫休符

【莫休符】生卒年待考。唐代官吏、学者。广东封开县人。历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融州刺史、御史大夫。晚年辞官退居桂林。于唐光化二年（899）写成《桂林风土记》,将所见所闻录入书中,是一部有关桂林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最早的风物志。书中有李渤、元晦、裴行立、韦灌等人开发桂林山水、修建风景名胜的记载,以及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李渤等吟咏桂林山水的诗作,多为轶篇，弥足珍贵。原书3卷,宋时已佚失两卷,今存1卷,42个条目。�

赵观文

【赵观文】生卒年待考。唐代状元。广西桂林人。官翰林院侍讲。唐乾宁二年（895）应进士科时,由于考官舞弊,录取张贻宪等25人,赵观文名列第八。落第举子对此不满,指责考官崔凝,纷纷要求重考。唐昭宗下令在武德殿重试。赵观文被钦定第一,高中状元。赵观文自持正直,不善阿谀奉迎，终因言辞过激,得罪了权臣刘季述,托病辞官归里。唐桂州长史朱韫新修尧舜祠落成时,特请其撰写《桂林新修尧舜祠祭器碑》。陈可环任桂州都督时,特将其所住街坊改名进贤坊。清人于凌汉等人在其家乡立"赵状元故里"石碑,策励后进,以垂永久。�

石安民

【石安民】生卒年待考。宋代官吏。字惠叔,广西桂林人。宋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曾任象州判官,执法严明,决狱明恕。后分教廉、藤二州,提倡德教,文风大振。早年曾从沈晦、胡寅游，受知于张浚。能文善诗,博学多能,与其弟安行、安时并称"三石"。后知吉阳军,未赴而卒。著有《惠叔文集》。�

包裕

【包裕】（1437～?）明代官吏。字好问。广西桂林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历任抚州推官、监察御史、贵州巡按、云南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佥事等职。置身官场,却淡泊名利,"凡事务通民情"。在抚州时,郡无冤狱,时人称为"小包"。在云南时,督兵讨平叛乱,区划地方事宜,"遗利甚广,滇人赖之"。因不满官场腐败,以疾辞官归乡。在家乡,热心公益事业,捐钱出力,修整会仙岩,并撰有《重修广西省城碑记》、《桂林五贤祠记》、《永济桥记》、《重修怡云亭记》、《重修临桂县治记》等碑文。平日居家以诗酒自娱,闲暇时邀集地方官吏冯镐、陈崇德、管琪、周进隆等畅游题咏,在伏波山、月牙山、南溪山、虞山、华景洞等处有题诗、题记。其诗文多被收录于《三管英灵集》、《粤西诗载》、《粤西文载》中。著有《拙庵稿》。�

吕调阳

【吕调阳】（1516～1580）明文渊阁大学士。字和卿,号豫所,谥文简。广西桂林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廷试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太保、少傅兼太傅、吏部尚书等。留京近30年,以廉正闻名。教育监生时,注重言传身教,先德而后艺;为穆宗帝讲学,引经据古以规时政,深得朝廷敬重。能文能诗,古雅淳厚。与张居正合编《帝鉴图说》，并纂修嘉靖、隆庆两朝实录。万历六年（1578）秋,因病辞官归乡。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库楼记》、《勘定古田序》、《奉国中尉约畲墓志铭》等碑。卒于桂林,葬北郊狮子岭。�

参考资料：http://post.baidu/f?kz=103161855

2回答者： kkchina-都司七级 2007-12-24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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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山水甲天下，奇山异水自然地灵人杰，藏龙卧虎。古有赵观文、曹邺、蒋冕、吕调阳、石涛、陈宏谋、陈继昌、王鹏运、况周颐、唐景崧、近有马君武、李任仁、白鹏飞、李宗仁、白崇禧、周祖晃、梁漱溟、黄现璠、李天佑（以出生年为序）等一大批出生或长期生活工作在桂林的名人，成为“文化名城”桂林的骄傲。

{桂林历史文化}桂林历史名人

虞舜：为中国上古时代“三皇五帝”之一的禅让贤君，幼年丧母，对父及后母尽至孝道，用象耕田于历山下，受尽磨难，时洪水猛兽为害，由四岳推举尧帝任其摄政。他勤于政事，巡行四方，体察民情，解除民疾。尧帝去世，虞继其位，仍咨询于“四岳十二州牧”，挑选贤人，于下大治，又选治水有功之禹为继承人。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相传虞帝晚年曾南巡桂林，登临虞山，视察岭南山川形势，死于苍梧之野。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著名诗人，南朝刘宋时任始安郡（今桂林）太守。为纪念晋代“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向秀、刘伶和阮咸五人，特建“五咏堂”在读书岩旁。“七贤”中的王戎和山涛因贪恋权势，为颜所鄙视，故不在“五咏”之列。北宋时，四大书法名家之一的黄庭坚书录颜延之的《五君咏》。刻碑石于龙隐岩内。是桂林石刻之珍品。

鉴真大和尚：第五次东渡失败后，曾于天宝九年(750)从雷州半岛北返途经桂林，受到官、僧的隆重欢迎并在开元寺主持授戒大典，时桂州都督冯古璞率领驻此的岭南七十四州官人、选举试学人等数百人，接受了菩萨戒，盛况空前。鉴真大和尚一行在此休整了一年，后下桂江，经阳朔、平乐、梧州、广州北上。回到扬州后，终于第六次东渡成功。此为桂林佛教史上一盛事。

朱邦苎（？--1572），是七世靖江王朱经扶的嫡长子，嘉靖六年(1527)袭封王位，隆庆六年(1572)薨，谥号恭惠。

朱任晟(1538—1608)：靖江宪定王，是八世朱邦苎的次子，叔袭侄位，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辅国将军进封靖江王，三十六年(1608)薨，谥号宪定，终年71岁，是靖藩中年寿较长者。

性因，原名金堡，号道隐，浙江钱塘人，崇祯庚辰科进士，官至南明永历朝兵科给事中，因直言“罪谪”至桂，削发为僧。但仍心怀报国，关心抗清大事，常与文渊阁大学士、抗清名臣瞿式耜共商复明大计，极受时人尊敬。瞿、张二公抗清成仁后，被暴尸于天，他与栖霞寺主持浑融和尚仗义冒险收殓，成为忠义之举。

徐悲鸿（1895－1953），我国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35年因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愤然离开南京来到桂林讲学和创作。李宗仁先生特在阳朔购置一座砖木结构的单进三开间平房给他作卧室、画室以及客厅，1936年居入，居住年余。在此，他自称“阳朔天民”，创作了《漓江春雨》、《走岂渡》、《鸡鸣不已》等名画。

各地有各地的婚俗，绍兴的婚俗也颇有点地方特色。

绍兴虽说是个历史文化古城，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心其实已不古。就婚姻上说，绍兴的男女青年有着较大的自主权利，当然事先也征求父母意见。在农村，可能还稍落后点。整个婚姻一般经历做媒、订婚和结婚三个阶段。

做媒在绍兴曾经带有很浓的行业味，当然现在更多带“兼职”味。跑这行的以中年妇女居多，称媒婆。这些人能说会道，完全具备把地上跑的鸭子说成是天上飞的天鹅这样的嘴上本领。她们能把丑女变成公主，丑男变成帅哥。男性媒人，则称媒公。一般农村的青年男女结婚，大多须有媒婆和媒公。现在则称介绍人，性别上也不再讲究。如果是为自由恋爱的男女双方做媒的，则称做“现成媒”。

不经自由恋爱的男女双方，须经媒人撮合了。经过接触（不是“亲密接触”哦），包括相亲和侧面了解，如双方觉得满意，则要“合肖”，也叫合“时辰八时”。这“八时”讲究的是“五行相克”，什么“金克木”啊，什么“木克土”啊等等，反正有一大套，一般请算命先生来合。这步其实最为关键，尤其在有些迷信的绍兴农村，男女双方如果是媒人撮合的，“八时”不合，婚姻大多就成泡影了。如是自由恋爱，而八时又相克，怎么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父母尊重孩子意愿的，事情还好办。另一种则是，长辈迷信，固执己见，坚决不同意婚事。这样，“罗迷欧与朱丽叶”故事的“绍兴版本”就很有可能上演了。

男女双方“合肖”后，表示愿意结亲的，就须订婚了。这时，女家就要把索要“财礼”（也叫聘礼）的事情摆上桌面，有女方媒人出面讲条件，要什么什么等等。通行的是由男方在婚前发送“财礼”到女方。一般地，“财礼”往往作为女方今后的嫁娶费用，如置办喜酒和嫁妆什么的。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有些封建观念重一点的父辈是不愿在女儿身上“倒贴”的。这样，男方的经济压力就比较重了。还有，那些订婚考究的，或讲点排场的，双方就操办个二三十桌，大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算是公开对外宣布，又一门亲事定了。不过，现在因繁就简，要是男女双方父母同意，订婚似可有可无了。

订婚后，男方就成准女婿了，不过我们当地更多叫男方为“毛脚女婿”。至结婚前，女家如长辈尚健在，逢年过节，男方须送烟酒礼品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的女家亲戚眷属多，男方往往每过一个节，要花费很多钱。

女子出嫁前，女家即发送嫁妆至男家。至婚日，男女双方均大办喜洒，宴请宾客亲朋。结婚当日也称“好日”，办的宴席则称“正酒”。一般中午女方办喜酒，参加对象为女方亲友。晚上则由男方设筵，丈人佬、舅爷到男方正堂前大桌子坐首位，新郎、新娘均须向长辈们、宾客们一一敬酒。迎娶新娘在前些年一般都到后半夜，由男方车队（再以前是花轿）至女家，女方在上车（轿）之前，必须哭轿，哭意味着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哭声的响亮程度和感谢程度是成正比的。要是不哭，难免背后被一些妇人指指点点，斥为不孝。当然，思想开派的，通达的，不在此列了。

女方被迎至男家后，在过去还须履行一整套的繁缛礼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和时代不甚合拍的礼数也逐渐被历史淘汰了，婚姻也逐渐走向时尚与现代。所以，现在绍兴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姻搬到了酒店里，结婚时间则多选择“五一”、国庆、元旦或双休期间，集体婚礼或旅行结婚等形式也较普遍了。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为官正直，体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今天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追索其诗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个江湖郎中来为他治疗。针灸以后，老夫子感到腿脚轻便了不少。朱十分高兴，重金酬谢的同时，还送给这个道人一首诗：“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撑动，想不到针灸还真有神奇之功。扔开拐杖出门儿童看了发笑，这难道就是从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书的诗章，就离去了。没几天，朱熹足疾重新发作，且比没针灸前更厉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寻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里去了。朱叹息道：“我不是想惩罚他，只是想追回赠的那首诗，唯恐他拿去招摇撞骗，误了别人的治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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