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生平简介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年11月22日)，卒于1948年8月12日。原籍浙江绍兴。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著作概论】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和《春》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更是有口皆碑。他的《背影》、《悼亡妇》等，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一股深情，没有半点矫揉造作，而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尤其是在《背影》中，朱自清对父亲朱鸿钧的感情之深让读者感到了一丝丝的怀念和感动。他在《论逼真和如画》、《论标语口号》、《钟明<呕心苦唇录>序》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给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品集《雪朝》(诗集)1922年出版商务

《背影》(散文集)1928年出版开明

《踪迹》（诗与散文集）1929年出版亚东图书馆

《欧游杂记》(散文集)1934年出版开明

《你我》(散文集)1936年出版，商务

《伦敦杂记》(散文集)1943年出版，开明

《国文教学》(论文集)1945年出版，开明

《经典常谈》(论文集)1946年出版，文光

《诗言志辨》(诗论) 1947年出版，开明

《新诗杂话》(诗论)1947年出版，作家书屋

《标准与尺度》(杂文集)1948年出版，文光

《语文拾零》(论文集)1948年出版，名山书屋

《论雅俗共赏》(杂文集)1948年出版，观察社

《朱自清文集》(1—4卷)1953年出版，开明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下册)1981年出版，古籍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论文集)1983年出版，三联

《朱自清散文选集》1986年出版，百花

《朱自清全集》(1-3卷)1988年出版，江苏教育(未出齐)

朱自清散文集：

1《匆匆》

2《歌声》

3《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温州的踪迹》

5《背影》

6《航船的文明》

7《荷塘月色》

8《我爱的女人》

9《<梅花>后记》

10《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11《怀魏握青君》

12《阿河》

13《儿女》

14《哀韦杰三君》

15《旅行杂记》

16《飘零》

17《说梦》

18《白采》

19《一封信》

20《序》

21《春》

22《绿》

朱自清的名、字的由来

据说，朱自清出生后，由于其父朱鸿钧，十分喜欢苏东坡，就从东坡的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给儿子取名“自华”。而朱自清外号“实秋”，除了因为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火”，以“秋”字取“火”外，还包含了“春华秋实”的寓意。“朱自清”一名则是他自己在上大学前改的，取其“清”者“清账”、“清偿”、“清楚”之意，他要以“清”字自励。而这个名字，又的确反映了朱自清一生凛然不屈的气节。

朱自清，原名朱自华，自清这个名是1917年改的。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按照正常学历，他需要读两年预科，升入本科后还要读四年，由于家境的渐近窘迫，他已经不能按部就班地学满这漫长的六年时光，便在上预科的第二年跳级报考本科，并且被录取。此时他为了激励自己，便取《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严”中“自华”二字就改名为自清，表明自己甘于清贫。这就是朱自清名的由来。他的字为佩弦，也是有典故的。《韩非子•观行》：“西门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弦，绷紧，性刚劲。朱自清取字佩弦，有明显的勉励意义

函请接济家父

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朱自清先生转往大后方，他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教书的李健吾，请他就近接济自己住在扬州的老父亲，李健吾自然不会让老师失望。那么，朱自清先生何以有信心如此重托他人呢？原来，这二人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25年暑假过后，朱自清先生应聘来到清华大学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李健吾这时刚好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上第一堂课，朱自清先生点名，点到李健吾时，问道：“李健吾，这个名字怪熟的，是不是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那个李健吾？”李健吾回答：“不敢瞒老师，是我。”确实是在师大附中读书时，李健吾就和蹇先艾等组织了爝火社，从事新文学活动了。“那我早认识你啦！”朱先生高兴地说。下课后，朱自清先生劝李健吾：“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当时中文系只念古书，所以朱自清先生这么说。李健吾听了朱自清先生的话，第二年就转到外文系去了。师生虽不在一个系，但李健吾写了作品，都先送给朱先生看，始终把朱自清先生当作导师。朱自清先生也每次都字斟句酌地帮李健吾定稿。多年互动，使他们真挚的师生情笃定终生。

宁饿死拒受美援面粉

四十年代的中国，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连高等法院的教授也难以维生。贫病交加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一家老少只是以稀粥糊口，食不饱腹。当局为缓和教授们的不满，给他们发了“面粉配给证”，凭证可购买美国援助的平价面粉。

美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沪总领事卡德宝大放厥词，攻击中国人民不识好歹，恩将仇报。据此，张奚若、吴等著名学者，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起草了《百十师长严正声明》，反击美国政府的诬蔑与侮辱。声明最后说：“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六月十八日，吴先生拿了声明书来了朱自清家中征求签名。由于长期的困苦生活和工作劳累，朱自清正胃病严重复发卧床不起，此时的朱自清先生，已经重病缠身而且无钱医治，吴先生对朱自清说：“朱先生家老少九口，日子过得特别艰难，若在声明上签字，经济损失都比别的教授都大。但我还是来了，是为尊重你的意见，总之是不要勉强。”

“我的秉性，吴先生是知道的。春秋时气节之士坚持不吃嗟来之食活活饿死，傲骨可嘉，足可为人师表。故我宁可饿死，也不要带有侮辱性施舍的美援面粉。”朱自清说罢，支撑着坐起来，毫不迟疑地拿起笔，在声明上工工整整写了“朱自清”三个字。

当天晚上，朱自清在日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

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六月二十一日，朱自清嘱夫人陈竹隐退还了“面粉配给证”。次日他瞥见书架上存有几张当月的面粉票，马上对妻子说：“快去退了，还有小半袋面粉一并带走，干净彻底。”

8月上旬，朱自清先生病情恶化，入院治疗无效，不幸于12日逝世，延至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因药石罔效不治逝世，终年仅50岁。弥留之际曾张合嘴巴似有话说。夫人陈竹隐俯下身去，他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有一件事务必牢记，我是在拒绝美援的文件上签了字的，今后无论如何困难，都不能再要配给的美援面粉。”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这让我们看出了他热爱民族的伟大精神！

【其他】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朱自清对教学十分认真，他对学生作业格式有具体规定：作业本第一页要空下来，把一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以便查阅。

朱自清治学上认真严肃，从不滥竽充数。1934年应郑振铎邀请，一个晚上赶写了一篇《论逼真与如画》，其材料依据《佩文韵府》，因来不及检查原书，就在文章后面写明是“抄《佩文韵府》”。

朱自清写作时，喜以笔尖沾纸，速度不快，往往要细心斟酌后才写下，所以写下后无需多加删减，即成佳作。在清华大学时，他每天只能写500字；而李长之有一天曾写过15000字的论文，还外加两篇杂文。

朱自清、浦江清等相约在每周三下午2至5时，在清华园中文系会议室，把《历代诗话》和《历代诗话续编》分人剪贴，另设总论及杂类，均按罗马字母排列，半年后完成剪贴《诗话大系稿本》。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曾提及蝉，有人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请教昆虫学家后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推论。例如有些蝉子夜

晚不叫，推论到所有的蝉夜晚不叫。”

1921年除夕，叶圣陶与朱自清促膝长谈，点起两支白蜡烛。朱自清即写了只有三行的《除夕》：“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1921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1923年8月俞平伯写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年10月朱自清也以同名写了一篇。原来是两人同去的，各写所见，倒为后人留下散文游记两篇，可以一比异同。

朱自清晚年在书案的玻璃板下压有纸条，上书：“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朱自清逝世，许德珩写挽联：“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存留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法师的名字有很多，我们可以叫他们巫师、女巫、男巫、占卜者、预言家等。

魔法师就是那些能够变魔法的人，不论这种魔法是邓布利多教授在魔法学校教授的那些，还是乡村巫师念的咒语那样的小把戏，或者是舞台逃脱魔术表演大师胡迪尼表演的那种魔法。在世界的各种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神奇魔法师。

他们能够在天空中高飞，突然消失，或从空气中变出一束鲜花。他们宣称掌握着神奇的力量，可以使用很多技巧。虽然我们无法网罗世界上的所有魔法，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列出了几个基本的大类。传奇魔法师最传奇的魔法师要数那些出现在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们。

他们可以在空中飞行，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和消失，能够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能够变形，能够变成动物等，他们还能够预测未来，治愈疾病，能够在时空中穿梭。有些传奇魔法师对于诅咒和毒药也很有研究。但是这并不是必需的，很多时候他们所需要做的不过就是挥动魔法手杖或念念咒语。传奇魔法师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在古埃及，当时的魔法仪式是每日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那些拥有神奇力量的魔法师的故事人们百听不厌。基奥普斯王时代（公元前2600年），关于一位传奇魔法师迦加门农的故事非常流行。有一次，一名妇女把她头上戴的饰品不小心掉到了皇宫的湖里，迦加门农只念了几句咒语就把湖水辟为两半，拿到了丢失的宝石，那位妇女非常高兴。

在古希腊的文学著作中，传奇魔法师通常都是女人。巫女瑟斯和她的侄女都可以把人变为野兽，能够使人返老还童，而且她们还可以占卜未来。罗马诗人维吉尔讲述了魔法师莫瑞斯的故事。莫瑞斯可以把庄稼从一块地里移到另一块地里；能把自己变成人狼，还能使人起死回生。

在中世纪，最著名的魔法师与神话故事中英勇的国王、美丽的少女和贵族齐名。其中，亚瑟王的顾问梅林就是最著名的。他神奇的能力能把白天变为黑夜，可以顷刻间调兵遣将，预测未来，还能变成很多人或动物的形状。1516年写成的意大利传奇故事《奥兰多传奇》讲述的就是这些魔法师的故事，他们之间互相斗争，彼此都希望能打败对方。

在一部神话中，魔法师阿特兰特对一位名叫阿斯托夫的骑士下了咒语（也就是鹰头马身有翼兽的骑手），结果这名骑士在不同的人的眼中变成了不同的东西，有时候是一头野兽，有时候是一个巨人或一只鸟。后来，另一位女魔法师梅莉莎又把自己变成了阿特兰特，以便解救另外一位被施了魔法的魔法师。今天的读者也有自己喜欢的传奇魔法师，他们比起古代的魔法师丝毫不逊色。

像所有的伟大魔法师一样，这些当代的魔法师也有变形的能力。当然，在学校开学的时候，这些魔法师都可以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中找到。萨满教士历史上最古老的魔法师是部落魔法师，他们也被叫做药学专家或是萨满教士。萨满教士很多都是医生、牧师或是超自然方面的专家。他们早在3万多年前就开始以此为职业了，而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很多文化中。在很多部落社会中，萨满教士的地位仅次于部落中的酋长。他们的职责包括：治疗疾病，占卜未来，与灵异世界沟通，保证在狩猎、捕鱼、种植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供给。

他们还要负责寻找失踪的人，确定窃贼的下落，保护村庄不受敌人的破毁。萨满教士制作护身符，举行魔法仪式，同时也进行诅咒，还要学习草药、植物和矿物质的种种知识。他们也负责保护部落中的神话、传统代代相传。在有些文化中，萨满教士的职位是传承性的，另外一些则是由现任教徒指定继任者。有的时候萨满教士看起来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因为做梦或其他特殊的经历使得他们突然开了窍。

这时，他会回到大自然中，一个人生活，就像野兽一样。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其间他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超能力。一般来说这个时期他都是绝食的。根据古老的传说和传统，这样的萨满教士会通过做梦而得到启示，梦中他的守护神或动物会给予他指导，告诉他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能力、未来的命运，以及他将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然后，他会回到人群中开始新生活。人们认为萨满教士的这种能力来自祖先或动物精灵。就在恍惚之间，这些灵魂会进入他的体内。萨满教士的宗教仪式也是部落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仪式中，大家载歌载舞，同时萨满教士也会灵魂出窍，与那些指导他的幽灵进行沟通，带回有用的信息。根据文化的不同，萨满教士有的时候会穿动物毛皮制成的衣服，或者佩戴不同的面具，或在他的身体和脸上描绘不同的图案，再不就是披上大斗篷象征着他的精神“飞”向了另一个世界。在很多文化中，萨满教士的仪式通常会展示超自然能力，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展示都是骗人的。通过使用一些特殊的技巧，他们可以不受伤：例如在火上漫步、从绳子中挣脱、吞刀、吃玻璃、让木偶跳舞等。使用特殊的腹语术，他们有的时候可以和隐身的幽灵在众目睽睽下对话。这些演示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认为萨满教士的药物充满了神奇的心理学功效。

有趣的是，使用这些骗人的戏法并不意味着萨满教士治愈疾病的能力只是欺世盗名。相反，绝大多数萨满教士都坚信自己的力量，别人也对他们坚信不疑。其实有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因为给予了希望，所以也就容易起到作用。而且，表演这些运用超自然能力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在宗教仪式上。变戏法的男人和乡村女巫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欧洲几乎每个村子和乡镇都有与萨满教士类似的人。这些人被叫做“男巫师”或“女巫师”，或者干脆被叫做“变戏法的男人”（“变戏法”一词来自古英语，意即“探寻真相”）。这些乡村巫师所做的工作与古时候人们要求萨满教士做的几乎一模一样，从占卜、治疗疾病到预测未来。

但是与萨满教士不同，这些人不在公共场合进行这些活动，都是私下里做。而且，即便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的穿着很稀奇古怪，但是毕竟，他们不再像萨满教士那样穿着动物毛皮制成的衣服了，也不再跳宗教仪式舞蹈。不过总的来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草药学都很有研究，也制作护身符和毒药。在一些小村子里，这些人甚至扮演了医生和兽医的角色。一些这样的男女巫师有基本的占星和手相知识，也能够解释梦境，当然，这样的知识都可以通过阅读获得。但是很多巫师其实都是文盲，他们得到的知识都是从先辈或是朋友、亲戚那里获得的。也有些传奇认为这样的人是从仙女那里得到了这些知识。虽然当时有法律明令禁止不允许进行这样的魔法实践，但是很多男女巫师并不管这一套。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因此权威当局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人与社会接触并不多，他们孤独地生活在郊外，自己种植着草药。

有谣传说他们的房子里堆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例如魔镜、水晶球或者各种与占卜相关的东西。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既尊敬，又害怕，又逃避。但是一旦需要，他们又会找这些人来帮忙。在欧洲一些大一点的城市中也有这样的巫师。比起乡村医生来，他们所做的要复杂一点，而且收费也更高。当时最著名的巫师之一叫西蒙·福曼（1552—1611年），与当时的同行不同，他详细记录下了自己所做的各种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在当时是违法的，所以没有什么人敢这么做。寻求魔法师帮助的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些商人希望能够通过占星看看自己的财运；海员的妻子则希望推算她们的丈夫是否安全；丢失东西的人则希望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宠物或财产找回来；那些怀疑自己受到诅咒的人则希望能够解除咒语的束缚；另外还有很多人来购买爱情毒药、护身符或中草药。

福曼是一位占星专家，也能够凝视水晶球。同时，他也认为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医生。虽然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但是他确实治愈了很多疾病。在那个年代，很多治疗方法还很不普及，放血这种在今天看来无比荒谬的方式在当时还被认为是有效的，因此福曼的举动应该说还是有其作用的。虽然皇家医学会极力反对，但是1603年福曼仍然被授予了剑桥大学的行医执照，为很多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富人治病。根据传说，福曼准确预测到了自己死亡的时间。他死于1611年9月8日，当时他正在泰晤士河上划船。他为后人留下了惊人的财富。学者型魔法师“今天，”一位英国人在1600年这样写道：“只有那些能够读取星象、召唤魔鬼或进行占卜的人才叫学者型魔法师，才能被叫做学者型魔法师。”在一百多年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果进行这些所谓的魔术研究，会被认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15、16世纪，魔术却是一种得到人们尊敬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们再度相信魔术可以用来召唤神灵、控制未知的自然界。

一个人通过勤奋的学习、对想像力的锤炼，可以学会使用魔法字眼，咒语等等，这样他也可以控制自然界一切神秘的力量，可以达到任何自己希望达到的目标。后来，这种思想传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德国，这里诞生了伟大的德国学者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巴。虽然我们现在熟悉阿格里巴是因为他出现在罗恩的巧克力蛙牌上，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人们知道他还是因为他的著作《超自然哲学》。这部著作发表于1533年。

他认为自然界所有的人、植物、动物、岩石和矿物质都包含着某种神奇的力量，这些东西是可以被发现并被人类掌握、利用的。根据阿格里巴的说法，学者魔法师的职责就是把各种魔法技巧，例如占卜、天文学、星象学，以及对魔鬼和天使的研究运用到探索自然界万物之间神秘的关联当中，用来解决问题或治疗疾病。在这个过程中，阿格里巴认为，一个人也能够更好地发现自己，以及自己与宇宙万物的关联；然后，通过他的想像力和意愿方面的拓展，获得神奇的超能力。让这些读者失望的是，在书中阿格里巴并没有解释魔法师是如何获得他们的神奇魔力的，但这并没有关系，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地学习魔法。这些阿格里巴的追随者包括很多学校里的学生，他们偷偷在宿舍里召集魔鬼。医生则试图使用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治疗疾病。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则希望借助魔法，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所有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要算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占星师约翰·迪，人们都认为他是魔法大师。

1553年他甚至企图用魔法杀死玛丽女王而被投入了监狱。约翰认为他可以向天使或幽灵学习各种世界奥秘，他与这些灵异沟通的方式就是通过凝视水晶球和魔镜。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从灵异世界获得太多的启示，但他的很多合作伙伴都号称见过天使的容颜或听到过她们的声音。但是无论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他们都无法说服这些幽灵，向他们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奥秘以及有关神的秘密。但即便这样，1608年约翰去世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对魔法的狂热丝毫未减。整个17世纪，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牛津大学有关巫术、魔法、诅咒等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爱情毒药是否有效等问题。毫无疑问当时有抱负的年轻学者都希望自己能成为魔法师。魔法师的表现虽然看起来就像是变戏法，但是其实舞台上的魔术表演师应该是“最真实”的魔法师。因为那些文学作品中的魔法师毕竟只是虚构的产物，但是正是舞台上的魔术表演师把小说中的虚幻的魔法变为现实，并运用到舞台上。就像书中的传奇魔法师一样，舞台魔术表演师也可以突然出现或消失，可以在空中漂浮或飞翔，预测未来，穿墙而过，变出东西，把人变成野兽或把美女变成美洲豹等等，当然，表演型的魔法师也可以对观众念咒语、施魔法，让他们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几百年前，看魔法表演的观众都认为自己受到了诅咒，这就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虽然自古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把魔法用作表演的形式非常普遍，但是如果认真追溯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魔术表演者的首次出现是在公元一二世纪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很多拉丁语作家都记录过他们看到的这种名为“杯子和球”的表演。这种古老的表演形式延用至今。一般使用3个小杯子和3个小球。这个看似简单的魔法表演包含了很多魔法的基本元素。在观众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相隔不到一或两英尺远的小球会突然消失，并重新出现在杯子里；不知何故还可以从一个杯子移动到另外一个杯子，穿透坚硬的杯子表面，有时还会从观众的嘴里或者耳朵里冒出来。

作为结束，小球最后能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一块水果、或是小老鼠或小鸡。当然，早期的魔术表演师也要多才多艺。当时发明的戏法种类还有限，所以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魔术戏法之外，这些表演艺术家还要表演翻跟斗、扮小丑、演木偶戏或驯兽，如狗、猴子、熊等。雅典还设有供街头杂耍艺人学艺的学校。很多这样的表演艺术家都号称能够令最见多识广的看客大吃一惊。希腊观众喜欢各式各样的戏法，无论是艺术性的还是戏剧性的，或是音乐、修辞方面的，当然，魔法也不例外。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充，魔法师也出现在欧洲各大城市及乡村中进行表演。有些独自一人，有些则跟随马戏团里的杂技演员、算命师傅、诗人、音乐家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给别人带来欢乐。但是不知为什么，对这些人的经历大家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们，例如僧侣和神职人员对他们就不怎么感兴趣。这些变戏法的人在英国被叫做“行骗者”，他们的把戏也被人称作“戏法”，而且英国教会认为这样的把戏是不道德的，是欺骗，而且在魔术表演中用到的把戏也可以用在赌博或欺骗公众的活动中，有些人认为这是超自然的邪恶力量。

一般来说，街头魔法师对自己表演的法术都是秘而不宣的，所以那些相信这些法术的人无论怎样往坏处想也都是不为过的，这种对巫术的迷信一直持续到17世纪晚期。而且，绝大多数魔法师表演的方法都是宣读魔咒、挥舞魔法手杖，或者假装施展咒语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在18世纪的时候，魔术表演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形式，与杂耍、木偶表演和其他马戏相比，魔术表演已经在舞台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当时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使得人们不再相信魔术表演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到了1780年以后，这种艺术样式已经被人们接受，人们把表演魔术的人叫“魔术师”，魔术师对自己的表演也开始收门票（原来他们只通过别人的小费或者在魔术表演之后兜售护身符和草药配方生活）。魔术师开始经常为皇家表演。到了17世纪中叶，魔术表演终于登上了戏剧舞台。

吉尔瓦尼·吉斯皮·皮乃提被人认为是第一个伟大的舞台魔术师。于1780年到1790年间，他出现在欧洲最著名的戏剧舞台上。他表演的魔术包括大变活人、解读观众的思想、用投飞镖的方式把钉子投向纸牌，并把它们牢牢地钉在墙壁上。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魔术表演通常要持续2个小时，表演各种令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的技巧。魔术表演者也在世界各地收徒，置办道具和服装。哈利·胡迪尼是世界上著名的逃脱大师，他曾经表演如何带着手铐脚镣从监狱中逃出来，在他那个时代，他是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大师。直到今天，还有人愿意在逛街的时候驻足观看街头卖艺的魔术师表演的戏法，大家也喜欢买票去剧院里看魔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那“只不过是戏法而已”，他们是在琢磨如何破解魔术表演么？事实上，我们觉得正相反，魔术表演营造的那种神秘的气氛才是让我们趋之若鹜的原因。正是这些神奇的戏法让我们得到了快乐，在我们面前展现了神奇的世界，让我们惊奇。同时，魔术表演也告诉我们那些魔法师一直都知道的一个道理：有些时候，看来不可能的事其实是能够办到的。

我也是89年的~作为一个同龄人，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烦恼。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乱乱脑》，是关于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总是乱乱的、健忘、分心、效率很低等等....里面有一段是讲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所有的坏事情都发生在了我们身上，其实主要原因是跟我们自己关注了什么事情有关，人们愿意接受心理已经认定的东西，心里觉得要发生好事情，就会格外关注到发生的好事情，相反觉得要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些糟糕的事情就会被放大。

所以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积极生活每一天，好运自然会找上们来~

以下是《乱乱脑》中的第三章--信念或许对你有用~

信念信念（1）

如果我说那正是对你的描述，你相信吗？实际上这是一个名叫巴南·弗洛（BertramForer）的心理学家对星座运势的模仿之作。弗洛的观点是：我们往往过于牵强地解读笼统的、普遍性的描述，以为说的就是（独特的）自己——即使并非如此。更糟糕的是，如果这样平平无奇的模糊描述中包含了少许正面的个性特点，我们就更易于成为此类陷阱的牺牲品。电视布道者和深夜资讯广告就是如此这般擒获我们的——尽力给人以只针对单独一个听众而不是一整个群体的感觉，我们完全是心甘情愿被愚弄的物种啊。本章就将从本质上究其原因。

抱持清楚的信念并且能够对其进行谈论、评价和思考的能力，比如语言，是进化发展的近来产物。它普遍存在于人类中，但在绝大多数的其他物种中却极为罕见，或许根本就缺失了呢。然而这种新近出现的产物却难以完全排除缺陷。我们接受信念的能力并不是客观的机器，对事实真相加以认识并以一个“真”字来为其真实性编码。信念的能量，乃是充满了偶然，镌刻着进化的划痕，杂糅进情感、情绪、欲望、目标和简单的自我利益，并且基于记忆的特性，不可思议地脆弱。而且，进化似乎是走了捷径而不曾好好设计一样，任凭我们去随意轻信。归结来说，虽然能使我们产生信念的是，具有强大能量的系统，但这些信念仍可能被操纵，并饱受迷信和错误推论的影响。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信念以及我们通过神经中枢对其进行评估的方法会导致家庭冲突、宗教纷争甚至战争。

基本上，凭借信念从事过交易的人理当会牢牢把握住其信念的来源并有非常强烈的证据来支持其信念。我对于“高露洁”是一个好的牙膏品牌的信念，是否源于：（1）我根据《消费者报告》（ConsumerReports）开展并公布的“背对背”测试结果所做的分析；（2）我对高露洁广告的喜爱；（3）我对高露洁和其他名牌的对比结果？我应该可以告诉你的呀，但却不能。

由于信念主要是由进化为了其他目的而演变出来的、现成的“组件”构成，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的信念源自何处——如果我们曾经知道的话。更糟的是，我们通常对于自己受不相干的信息影响到何等地步竟然全无察觉。

比方说，学生就认为形象更好的教授教学水平更高。如果对特定某人的某一方面持肯定的看法，我们往往自动地对他的其他个性特点做出正向的概括。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haloeffect）。反之亦然，观察到负面的特征，你就会认为一个人的所有性格特点都是消极的，类似“音叉效应”（pitchforkeffect）。又比如，下面这项研究确实令人悲哀。有两张孩子的照片，一张更吸引人，另一张则相反，给被试者看其中一张。随后，告知被试者，这个孩子，姑且叫他朱利安吧，刚刚用雪球儿裹了一块石头去砸其他孩子，再问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行为怎样看。那些看到惹人生厌的照片的人把朱利安描述成一个该送进教养院的恶棍；而那些看到漂亮照片的人所做的判断要温和得多，譬如认为朱利安仅仅只是“倒霉”罢了。多个研究表明，外表迷人的人在求职面试、升职、入学面试等情况下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每一例都成为了审美如何在信念产生的过程中制造干扰的实例。

同样，我们更可能投票给（外形上）比别人“看起来更称职”的候选人。广告商非常清楚，要是看到魅力人士喝某种品牌的啤酒，消费者往往就更愿意购买它；我们也想要一双像迈克尔·乔丹这样成功的运动员穿着的sneakers运动鞋。虽然成群的青少年为了“像乔丹一样”而扎堆去买某一品牌的sneakers运动鞋可能不理性，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耐克公司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以保证《迈克尔·乔丹之空中传奇》获得拥趸的行为却是全然合理的。

近期的一项研究尤其令人震惊，如果使用麦当劳的包装，3~5岁的小孩便对诸如胡萝卜、牛奶、苹果汁之类的食品给予更高的评价。人靠衣衫马靠鞍，胡萝卜靠聚苯乙烯来包装。我们生来就是易上当的傻瓜。

晕轮效应（及其完全的对立面）其实只是众多普遍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几乎任何在我们心里浮起的念头，哪怕只是一两个零散的单词，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看法。比方说，如果请你记住下面这串单词：家具、自信的、角落、冒险性的、椅子、桌子、独立的、电视。（准备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打算试着记住它们，下面的内容将更有趣。）

现在，来看一段人物描述，关于一个叫唐纳德的男人：

唐纳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他喜欢称之为刺激的事。他爬过麦金利山（Mt.McKinley），乘皮划艇穿过科罗拉多河的急流，参加过终极破坏赛车比赛（DemolitionDerby），在对快艇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驾驶过它。他无数次面临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而现在，他又在寻求新的刺激。他想，或许他可以来点儿高空飞降，或者驾帆船横跨大西洋。

信念信念（2）

现在来考考你的理解力，请用一个词概括唐纳德。你脑袋里蹦出的词是……（参阅脚注）。如果你记的是略有不同的另一份单词清单：家具、自负的、角落、鲁莽的、椅子、桌子、冷淡的、电视，那么你最先想起来的单词很可能有所不同——不是“冒险性的”，而是“鲁莽的”。唐纳德倒完全可能既鲁莽又有冒险性，不过，每个单词的内涵大不相同，人们往往选择已经在心里记住的那个（在此例中，巧妙地插在单词记忆清单中）来描述。这就是说，你对唐纳德的印象受到了原本完全不相干的一丁点儿信息（记忆清单中的单词）的影响。

另一个被称为“对焦幻觉”（focusingillusion）的现象则展示了简单地将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一点信息或者其他信息上就能操纵人有多么容易。在一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试验中，要求大学生们回答两个问题：“大体上，你对生活感到有多幸福？”和“你上个月约会了几次？”一组学生听到了按照上面这个顺序而来的提问，而另一组则听到按相反顺序的提问，先问第二个问题。在先听到关于幸福的提问的那一组，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没什么关联；一些几乎没什么约会的人报告感到幸福，一些约会频频的人却感到忧伤，诸如此类。然而，调换问题的顺序，将人的注意力正好集中到罗曼史上，他们突然无法在其爱情生活之外独立地看待幸福了。约会不断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很少约会的人自觉忧伤。顺序很重要。当把约会放在首位（而不是幸福放在首位）的情况下，人们的判断非常牢固地和他们约会的次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许不出乎你的意料，但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念确实具有这样的可塑性。甚至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内心的自我意识都可能被正当其时的关注点所影响呢。

根本原因要归咎于每一个信念都得经过不稳定的背景关联性记忆的过滤。要么，我们直接回想起早期形成的某一信念；要么，我们根据正好想得起来的记忆来掂量信念。

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信念受到变幻无常的记忆污染的程度。就以首先听到约会问题的学生为例。他们大概以为自己是在尽量客观地回答关于幸福的问题；只有异常自知的学生会意识到可能会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使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偏颇。这恰恰使心理污染非常隐蔽。我们的主观印象认为我们是客观的，而这几乎不符合客观现实。不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尽量做到客观，由于人的信念是由记忆形成的，所以信念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们难以察觉的种种琐碎细节影响。

以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在进化过程中，在我们关联性驱动的记忆之上又补充了可以系统地对记忆目录进行搜索的功能，人类大概远比现在好得多。民意调查的数据若是截取于人口中的代表性部分将最为准确，如此，人若是根据各种证据的平衡集来形成的信念，也将最为可靠。可是，唉，进化从来就没有显露出要像统计员那样建立一个无偏颇的样本的打算。

相反，我们通常是把最近的记忆或者最容易想起的记忆看得比其他任何资料都重要。想起我最近的一次经历。我驾车穿过乡村，不知道何时能到达下一个汽车旅馆。交通顺畅时，我就想，“哇，我正以80英里的时速跨州穿行，一小时之内可以到那儿。”由于道路施工而使得交通放缓时，我又想，“哦，不，要花两小时才能到地方。”但滑稽的是，我竟不会取这两个数的平均值，我不会说，“交通时好时坏，综合考虑最好和最坏的情况，路上肯定需要一个半小时。”

一些世上最稀松平常的人际摩擦直接来自于同样类型的失败，这让我们不禁反省，自身体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现实。我们和配偶或者室友为了轮到谁来洗碗而争执时，很可能（不知不觉中）更多地想起以前我们自己洗碗的时候（和我们的配偶或室友洗碗的时候相比）。毕竟，我们的记忆主要是在我们自身的经历上形成的。我们很少对这种不平衡进行弥补，所以我们开始相信，总的说来，自己做的事更多，最后还气呼呼地认为自己无可指摘。研究表明，实际上任何合作计划，从照顾家庭到与同事合写学术论文，每个个体自我感觉的贡献总量超过了已完成工作的总量。我们不记得其他人做了什么，偏偏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这导致每个人（甚至包括那些偷懒开小差的人！）都觉得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认识到自己在信息采样方面的局限性，能使我们尽可能变得更加宽宏大量。

心理污染（mentalcontamination）威力强大，即使是完全不相关的信息也能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在一个开创性的试验中，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克赫曼旋转一个幸运轮，轮上面标着数字1~100，然后问被试者与转轮数字结果毫无关系的问题：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大多数试验参与者都不知道确切答案，只能依靠估计——够公平吧。但他们估计的结果却明显地受到转轮上数字的影响。当转轮上是数字10，关于联合国问题的代表性答案是25%；而当转轮上数字变成65，代表性的问题答案是45%。

这种现在被称做“锚定与调整”（anchoringandadjustment）的现象再三发生。试试这个：在你手机号的最后三位数加上400。完成后回答下面的问题：欧洲在哪一年结束被匈奴蹂躏的历史？手机尾数加上400后结果小于600的人，猜测的平均数是公元629年，而手机尾数加上400后结果在1200~1399之间的人，所猜测的平均数是公元979年，比前者晚了350年。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电话号码或是一个幸运轮的旋转会影响到我们关于历史或联合国成员国的信念？在锚定和调整的过程中，人们从某一随意的起点开始移动，直至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为止。如果幸运轮上跳出来的数字是10，人们就开始问自己，也许是无意识的，“在联合国这个问题上，10，是否是个可能对的答案？”如果不是，他们就继续找，直到找到一个看来像是真的值（比如说，25）。如果幸运轮上跳出来的数字是65，他们可能朝相反的方向想，“65这个答案可行吗？55呢？”麻烦的是，任意选择的起点能把我们引向勉强像是真的答案，低起点把人引到可能答案的最低值，高起点把人引到可能答案的最高值。哪一个策略都不会把人引向可能是最为合理的结果——介于最低和最高两个可能性答案的中间。如果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是25~45中间的某个数，为什么要说25或者45呢？也许猜35更好，但锚定的心理特点即意味着人们很少这样做。

信念信念（3）

锚定在心理学文献中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但次要的甚至不相关的信息会污染信念和判断，锚定绝不是唯一的例证。再看另一个例子，让人们用牙齿轻轻噙住一支钢笔，别让它碰到嘴唇。和被要求紧闭双唇噙住铅笔的人相比，前者更能从漫画中得到乐趣。为什么会这样？你自己照着镜子按下面的指示做做看：用牙齿噙住一支钢笔，“轻轻地，别让它碰到你的嘴唇”。现在，看看你嘴唇的形状。你会看到上扬的嘴角，正是微笑的样子。因此，通过依赖于关联背景的记忆的力量，上扬的嘴唇往往就会自动引发出快乐的想法。

类似的一连串试验要求人们用他们的非惯用手（对右撇子来说，就是左手）尽可能快地写下名人的名字并进行分类（喜欢的，不喜欢的，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的）。在这么做的同时，（1）将惯用手手掌朝下按在桌面上，或者（2）将惯用手手掌朝上推桌子的底部。手掌朝上的人列出了更多为他们所肯定的人的名字；而手掌朝下的人列出的为他们所否定的人的名字则更多。为什么呢？手掌朝上的人处于一种积极“靠近”的姿态，而手掌朝下的人却处于“避开”的姿态。数据显示，这样细微的差异经常影响了我们的记忆，并最终影响了我们的信念。

另一种污染源乃是某种心理捷径。人们倾向于认为熟悉的就是好的。例如，一个被称为“只不过是熟悉”效应的奇怪现象：如果你让人评价诸如中国书法之类的东西，相比较于此前未曾见过的，人们往往更偏爱曾经见过的。另一项研究以至少12门不同的语言推行，结果显示，人们对于能在自己名字中找到的字母有惊人的依恋，相比没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人们更偏爱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我的一个同事甚至有些愤慨地提出，人们之所以喜爱名画，与其说是因为画美，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画比较熟悉。

从我们祖先的角度来看，对熟悉事物的偏向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的曾曾曾曾曾祖母所熟悉的不会损害她，而她所不熟悉的却可能会害了她，两相比较，前者是一个更为安全的赌注。以通常的方式选择熟悉的事物，我们的祖先非常适应于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喜欢一般事物的生物比对新奇事物有极端偏好的生物拥有更多的后代。同样，我们在压力之下会增加对可口的食物的渴望，而这些食物多半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此外，也很容易设想出合适的解释。

在美学范畴内，偏爱自己已然熟悉的事物并无不妥——我是否喜欢这个中国汉字甚于另一个其实并没什么关系。同样，如果我对于20世纪70年代迪斯科音乐的喜爱仅仅出自于熟悉，而不是因为唐娜·桑玛精致的音乐技巧，诚然也是如此。

但我们对熟悉事物的依赖也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我们认识不到其对我们的理性决策所能造成的影响程度的时候。事实上，其后果会产生全球性的重大影响。比如，即使没有充分根据的资料来证明现行政策有用，人们也倾向于选择已有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还未推行的政策。人们常常运用简单的启发：“即已在位，必然有用，”而不是去分析代价和利益。

不久前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甚至在不知道正在实行什么政策的情况下也愿意这么做。以色列的一组研究人员决计利用多数人知之甚少的许多政策和地方性条例。事实上，被试者对这些政策和条例的了解少到试验者能轻易让他们相信试验者所说的一切。研究人员接着测试人们对被引导相信的“真相”的依赖程度。例如，要求被试者评价喂养流浪猫的政策可行还是不合法？试验者告诉一半的被试者，喂养流浪猫在当前是合法的，而告诉另一半被试者，喂养流浪猫不合法，随后问他们政策是否应当改变。多数人赞同现行政策，并生出更多的理由来支持现行政策而反对与其竞争的政策。研究人员发现，就捏造出的工艺教学规则的试验也是同样的结果。（学生们应该接受5个小时的指导还是7小时？现行的政策是X。）同一类“热衷于熟悉”的推理在此也适用，当然，在利害关系更大的真实世界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区牧师在选举中几乎总是处于有利地位。众所周知，即使是新近亡故的教区牧师都击败了他仍然在世的对手呢。

我们经受越多的恐吓，就越趋向于固守熟悉。试想想我们伸手抓向可口食物的癖好吧。其他事也一样，人在受到威胁时往往比平素更加重视自己的群体、目标和价值观。例如，实验室研究显示，如果让人们仔细考虑自己的死亡（“尽可能详细地记下假如你身体死亡之后将会发生的事……”），人们往往会对和自己同信仰或同种族的人比平常更为友善，但更加否定圈外人。对死亡的恐惧也常常使得人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两极分化：爱国的美国人在确知自己必死无疑之后（相比对照组里的爱国者）对用美国国旗作为骨灰筛感到更恐惧；被要求认真思考自己的死亡的虔诚基督教徒更加不能容忍别人用十字架代替榔头。（某慈善团体记录：想到死亡时，我们会更加慷慨解囊。）另一项研究表明，危机发生时，所有人都倾向于对少数族群持否定态度；稀奇的是，这不单适用于多数人群体中的成员，甚至自己就是少数人群体一员的人也这样想。

人们甚至会喜欢，或者至少是接受可能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统治体系。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Jost）就指出，“在封建制度、十字军讨伐运动、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和塔利班政权下生活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体制有缺点但在精神上是可立足的，（甚至有时）比其他可预想的选择更好。”总之，心理污染会成为非常严重的事情。

信念信念（4）

上述每一个涉及心理污染的例子——对焦幻觉、晕轮效应、锚定和调整以及熟悉效应（thefamiliarityeffect）——强调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粗略的指引，我们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支流，一条是快速的、自动自发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另一条则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具有判断力的。

前者，我把它归为祖传系统（ancestralsystem），或反射系统（reflexivesystem），它似乎能在我们无意识中就迅速而自动地工作。后者，因为它的深思熟虑、认真考量和对事实的反复分析并努力藉此进行推理（有时顺利，有时不顺）——我称之为慎思系统（deliberativesystem）。

反射系统显然更为古老，事实上，它几乎在每一种多细胞生物上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都是由它引起的，比如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上下下行走时自动调节我们的步伐，迅速认出我们的老朋友等等。慎思系统的出现要晚得多，它考量我们对于目标和选择的逻辑性，仅有少数几个物种，也许只有人类具备它。

我们最多可以说，两个系统依靠完全不同的神经基质。部分反射系统有赖于古已进化的大脑系统，像小脑和基底神经节（与运动控制有关）和类扁桃体（与情感有关）。同时，慎思系统，似乎主要集中在前脑，在前额皮层；这部分虽然其他哺乳动物也有，但要小得多得多。

我把后面这个系统描述为“慎思的”，而不是“合理的”，因为没什么能保证慎思系统就能以确确实实合理的方式来进行仔细的考虑。虽然基本上这个系统颇为精巧，不过其推理能力仍不够理想。在这方面，可以把慎思系统看做是类似于最高法院：其决议也许并不总能切合实际，但至少力图做到判断准确。

相反，反射系统则不应该不合理；它无疑比慎思系统缺乏想象力，但如果它完全不合理，也就很可能不会存在了。多数时候，它处理自己能做好的工作，即使（几乎可以说）其判断结果并非仔细思考的产物。同样，我也要告诫诸位，不要把反射系统和情感等同起来，

尽管这样看来似乎很吸引人。虽然可以证明许多情感（例如，恐惧）是反射性的，但像幸灾乐祸，即将快乐建立在对手的痛苦之上这一类的情感却不是。此外，大量的反射系统与情感之间就算有，也没多大关系；在楼梯上绊倒时会本能地抓住栏杆，反射系统显然是为救我们而“现身”的——不过它这么做时完全有可能不带任何情感。反射系统（事实上是一整套系统）所做的就是基于经验（带有情感，或者不然）的基础进行瞬间的判断，而不是基于情感本身。

纵然慎思系统更加精密，算得上进化的最新技术，但由于其决策几乎无一例外是建立在通过不够客观的祖传系统加工形成的二手信息的基础上，慎思系统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恰当的支配。只要我们乐意，尽可以仔细推理，但是，用一句计算机行话来说，就是“垃圾进，垃圾出”。没法儿保证祖传系统传递的信息是公正无倚的。更糟糕的是，在我们感到压力重重、疲倦不堪或心烦意乱之时，慎思系统应该首要发挥作用，可它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弃我们于不顾，任由我们被低水平的反射系统摆布。

我们的祖传系统中，潜意识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当我们有意识要控制局面时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例如，一项研究中让人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那些被（有意地）告知要压制住性别歧视思想（这些想法本身大概就是源自祖先遗传的反射系统的产物）的人，事实上却变得比对照组更具性别歧视思想。更恶劣的是，进化将推理能力放在关联性驱动的记忆层面之上，给我们留下客观的幻觉。进化为我们深思熟虑和推理提供了工具，却不能保证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不受干扰。感觉人的信念似乎是建立在了客观而坚实的事实上，但我们的祖传系统却经常以我们不曾察觉的微妙方式来塑造我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