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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肖的由来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事象，有关十二生肖的起源，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生肖与地支同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传说时代，《史记》中所载黄帝“建造甲子以命岁”，“大挠作甲子”就是这类说法的反映，学者们认为这里所说的甲子就是指的十二生肖。清代学者赵翼则认为生肖最早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在《陔余丛考》中说：“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参见清·赵翼《陔余丛考》）。有的学者甚至持生肖外来说的观点，认为十二生肖是由古巴比伦传入中国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有郭沫若，他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讲“十二肖象于巴比伦、埃及、印度均有之，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始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认为生肖为中东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以上观点见仁见智，作者不敢主观判断是非，但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生肖的确起源于中国，是华夏先民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的结晶。

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现有文献资料中，以《诗经》为最早。《诗经·小雅·吉日》里有：“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八个字，意思是庚午吉日时辰好，是跃马出猎的好日子，这是将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可见在春秋前后，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对应关系已经确立并流传。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进一步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存在。出土竹简的《日书》甲种有一章标题为《盗者》，其内容为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其中记载有：“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青赤色……已，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哘，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

《日书》中所记十二生肖大体近似于现在流行说法。据考证，睡虎地十一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因此十二生肖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以前的春秋时期。学者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而又较系统的记载。

和今天流行的十二生肖说法完全一致的是东汉王充的记载，王充《论衡·物势》载：

“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已，蛇也。申，猴也。”

以上文字中，十二生肖动物谈到了十一种，唯独缺了辰龙。该书《言毒篇》说：

“辰为龙，已为蛇。辰、已之位在东南。”

如此，十二生肖便齐了，且与现今流行的十二生肖配属完全相同，这的确算是古文献中关于生肖的较早的最完备的记载。。

到了南北朝，生肖已普遍使用，南朝《南齐书·五行志》中已经有具体的按人的出生年份称属某种动物的记载。南朝·陈·诗人沈炯，曾创作了一首十二属相诗，其言曰：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

虎哺坐空谷，兔月向窗开。

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

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

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杯。

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

这首十二属相诗明显是按十二地支所配动物的顺序写成的，说明当时十二生肖已为人们所十分熟悉。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明确生肖文化的源头在中国。依据生肖外来说的观点，生肖是汉代由中东传入中国，与佛教传入时间差不多，我们从以上文献中已证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便有有关生肖的记载(《日书》、《诗经》)，说明生肖的产生以及生肖与地支的相配是早在汉以前就产生了的，因此可以肯定生肖是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一种古老文化。那么生肖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呢?古人为什么选择了这十二种动物呢?这个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做出了种种解释。

部分学者认为生肖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先生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与自已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产生一种依赖感(如马、羊、牛、鸡、犬等)，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产生一种恐惧感(如虎、蛇)，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产生崇敬感(如狗的嗅觉等)，导致产生对动物的崇拜。十二种生肖动物便是人们在动物崇拜的原始信仰影响下产生的用来纪年、纪月的兽历。

原始人的动物崇拜还表现在傩舞等原始舞蹈上，傩大约产生于周代前后，大傩仪式中的主角是方相氏和十二神兽。驱傩舞蹈选中十二兽，是原始人对动物崇敬心理的表现。大傩仪式上选中的十二兽（或十二神）是为照应一年十二个月份，以求月月平安，驱除四方疫鬼，照应十二个方位的。对十二个方位的照应当然牵涉到十二支，于是与十二生肖挂钩，在驱傩仪式中的十二属相被派上逢凶化吉的用场。由此可以看出十二神兽、十二生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共同的来源都是原始动物崇拜。

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认为十二生肖与彝族“十二兽”纪日及“十月历”法有关。居住于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他们以十二种动物纪日，今日为鼠日，明日为牛日，以此类推三轮为一个月，计三十六天，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便为十个月，这就是后来的“十月历”法。刘尧汉先生认为以十二属相纪日的十月历法产生于夏禹时代，（参见刘尧汉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有关，汉族十二生肖是受“十月历法”的影响，彝族十二兽历后来发展为十二生肖。

讲生肖的渊源，必然要将生肖与天干地支联系在一起。近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干支表，说明在殷商时代干支纪日已娴熟自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干支的功能逐渐多样化，它作为充当时间单位的标号，一方面扩大了，用于纪年；一方面缩小了，用于纪时(一日的十二个时辰)。根据历史记载及研究证明，生肖是继“干支纪年法”创立后才出现的，十二种动物是对十二地支的一一对应，以动物作地支标志。哪年出生的人就有哪年的地支所配属的动物，由此以十二种动物用来纪年、纪日和计算每一个人的属相。从中可以看出，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是密不可分的。很久以来有学者发现十二支的古字里隐含着生肖的信息，他们将十二支与十二生肖古字相比较，发现十二支的古字形与十二种动物有一些联系。细致观察可以发现其中确有大同小异之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即讲到“已”字为蛇的象形，同样的还有“亥”、“豕”。近人还考证甲骨文、金文中地支字与生肖字有相近之处，令人猜想，十二支是否就是十二生肖动物的象形字，由于十二支子丑寅卯容易记混，民间便用十二种动物代替，以动物来借代序数符号，与地支相配，成为纪年的符号系统。虽然以上猜想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细想一下便可以作出判断，十二支不可能是十二种动物的象形字，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十二支在殷商时已娴熟使用，而生肖是春秋时期才产生的，二者是不同源的。倘若在造字之时，地支便与生肖有关的话，生肖岂不是与地支同时产生了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肖的产生晚于十二地支，但与十二地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肖是对十二地支的附会，至于选择了十二种动物作为代替十二地支的符号，又源于古人的动物崇拜心理。

2、生肖的选择与排列

汉族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的选择并不复杂，它与汉族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相接近的，是可以猜测的。在十二种生肖动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已被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它们是人类为了经济或其它目的而驯养的，占十二种动物的一半。“六畜”在中国的农业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六畜兴旺”代表着家族人丁兴旺、吉祥美好。春节时人们一般都会提“六畜兴旺”，因此这六畜成为生肖是有其必然性的。第二类是野生动物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与人的日常、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动物，它们是虎、兔、猴、鼠、蛇，其中有为人们所敬畏的介入人类生活的，如虎、蛇；也有为人们所厌恶、忌讳，却依赖人类生存的鼠类；更有人们所喜爱的，如兔、猴。第三类是中国人传统的象征性的吉祥物——龙，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集许多动物的特性于一体的“人造物”，是人们想象中的“灵物”。龙代表富贵吉祥，是最具象征色彩的吉祥动物，因此生肖中更少不了龙的位置。

从以上可以看出生肖动物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涵义，人们所选择的动物都是出于不同的角度，并带有一定意义。

那么这十二种动物又是按照什么顺序排列的呢?前面说到，生肖产生于远古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的氛围之中，人们仅是用动物来借代序数符号与地支相配，为什么选择这十二种动物，谁先谁后，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排列并没有定论，由于生肖是产生于远古的古老文化，因时间的久远人们已将排列的初衷丢失了，今人的传说故事等只是对它的附会，只能依赖于传说和想象。关于生肖排列问题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解释。

一是民间传说故事中的生肖排列。汉族民间故事说：当年轩辕黄帝要选十二动物担任宫廷卫士，猫托老鼠报名，老鼠给忘了，结果猫没有选上，从此与鼠结下冤家。大象也来参赛，被老鼠钻进鼻子，给赶跑了，其余的动物，原本推牛为首，老鼠却窜到牛背上，猪也跟着起哄，于是老鼠排第一，猪排最后。虎和龙不服，被封为山中之王和海中之王，排在鼠和牛的后面。兔子又不服，和龙赛跑，结果排在了龙的前面。狗又不平，一气之下咬了兔子，为此被罚在了倒数第二。蛇、马、羊、猴、鸡也经过一番较量，一一排定了位置，最后形成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顺序。传说故事虽不是对问题的科学解释，但它却体现了人们希望对十二生肖的选择做出解释的愿望。

二是中国古代学者从古代昼夜十二时辰的角度解说地支和肖兽的配属关系。黑天苟地，混沌一片，鼠，时近夜半之际出来活动，将天地间的混沌状态咬出缝隙，“鼠咬天开”，所以子属鼠。天开之后，接着要辟地，“地辟于丑”，牛耕田，该是辟地之物，所以以丑属牛。寅时是人出生之时，有生必有死，置人于死地莫过于猛虎，寅，又有敬畏之义，所以寅属虎。卯时，为日出之象，太阳本应离卦，离卦象火，内中所含阴爻，为太阳即月亮之精玉兔，这样，卯便属兔了。辰，三月的卦象，此时正值群龙行雨的时节。辰自然就属了龙。已，四月的卦象，值此之时，春草茂盛，正是蛇的好日子，如鱼儿得水一般。另外，已时为上午，这时候蛇正归洞，因此，已属蛇。午，下午之时，阳气达到极端，阴气正在萌生。马这种动物，驰骋奔跑，四蹄腾空，但又不时踏地。腾空为阳，踏地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所以成了午的属相。羊，午后吃草为最佳时辰，容易上膘，此时为未时，故未属羊。未之后申时，是日近西山猿猴啼的时辰，并且猴子喜欢在此时伸臂跳跃，故而猴配申。酉为月亮出现之时，月亮属水，应着坎卦。坎卦，其上下阴爻，而中间的阳爻代表太阳金乌之精。因此，酉属鸡。夜幕降临，是为戌时。狗正是守夜的家畜，也就与之结为戌狗。接着亥时到，天地间又浸入混沌一片的状态，如同果实包裹着果核那样，亥时夜里覆盖着世间万物。猪是只知道吃的混混沌沌的生物，故此猪成了亥的属相。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持此观点。

三是按中国人信阴阳的观念，将十二种动物分为阴阳两类，动物的阴与阳是按动物足趾的奇偶参差排定的。动物的前后左右足趾数一般是相同的，而鼠独是前足四，后足五，奇偶同体，物以稀为贵，当然排在第一，其后是牛，四趾(偶)；虎，五趾(奇)；兔，四趾(偶)；龙，五趾(奇)；蛇，无趾(同偶)；马，一趾(奇)；羊，四趾(偶)；猴，五趾(奇)；鸡，四趾(偶)；狗，五趾(奇)；猪，四趾(偶)。持这种说法的是宋人洪巽，明代学者郎瑛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归类，在其所著的《七修类稿·十二生肖》中提出“地支在下”，因此别阴阳当看足趾数目。鼠前是四爪，偶数为阴，后足五爪，奇数为阳。子时的前半部分为昨夜之阴，后半部分为今日之阳，正好用鼠来象征子。牛、羊、猪蹄分，鸡四爪，再加上兔缺唇且四爪，蛇舌分，六者均应合偶数，属阴，占了六项地支。虎五爪，猴、狗也五爪，马蹄圆而不分，六者均为奇数，属阳，连同属阳的鼠，占了另外六项地支。郎瑛的归类法，是借洪巽的分类法，二者大同小异。

以上三种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来解释生肖的排列，民间有关生肖动物排列的传说故事非常丰富，这些传说故事的流传一方面丰富了生肖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生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十二种生肖动物分为阴阳两类，将其纳入中国人五行信仰的观念之中，目的是将属相与人生仪礼相关连，将阴阳、五行与生肖对应起来，从而解释其它有关的人生文化现象。

3、中国人的生肖信仰

生肖本是用于纪年的一套符号，是古代天文历法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了普遍被人们认同的生肖历法。中国古代哲学观是“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宇宙之本”，认为阴阳五行决定了世间万物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认为，日月是阴阳之源，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万物之本，合为七曜〖ZW(〗日、月、星称为曜，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是星期日，月曜日为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主宰一切，而十二生肖分置于天，以纪十二辰，以七曜统之，因此十二生肖便被阴阳五行观念所浸染，成为民间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自生肖观念在民间出现以后，它随着算命术的盛行在民间流传不衰，民间迷信认为，五行中的每一种要素都是相互制约的，对人的一生会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可以利用不同的五行要素来协调，使自已的生活及所从事的工作能顺心如意。民间把生肖动物列为阴阳两类，与五行相对应，从而生成一套生肖决定命运的算命术。同时民间还认为生肖属相与人的性格也有着某种关系，即使同一属相的人，由于出生的时辰不同，性格、命运也会各异。�生肖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本命年的观念。汉民族的本命年是按照十二生肖循环往复推出来的，它与十二生肖紧密相连。一个人出生的那年是农历什么年，那么以后每到这一属相年便是此人的本命年，由于十二生肖的循环往复，每过12年，人们就要遇到自已的本命年，这样依次推出，人生本命年为12岁、24岁、36岁、48岁、60岁……。民间认为本命年为凶年，需要趋吉避凶，消灾免祸。汉族北方各地每到本命年时，不论大人小孩都要买红腰带系上，称为“扎红”，小孩还要穿红背心、红裤衩，认为这样才能趋吉避凶、消灾免祸。这种习俗到今天仍在各地流行，每逢春节，市场上到处有出售“吉祥带”“吉祥结”的红黄绸带，本命年的人们将之系在腰间、手腕上，这样便可禳解灾祸、化凶为吉。我国许多民族都很重视老人的60岁生日，称为“花甲”，花甲为一生中第6个本命年，也是干支纪年的一个轮回，须好好庆祝，以此寄托人们企求长寿、健康、吉祥的愿望。

道教是在我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创始于东汉时期，流传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道教以阴阳五行为其核心教义，在阴阳五行观念的作用下，道教与天干、地支、十二生肖等产生了天然的亲近关系。北京著名的道观白云观中有元辰殿，元辰殿又名“六十甲子殿”，为信徒向本命元辰之神祈福的殿堂。本人出生年称为本命元辰，旧时习俗礼拜本命元辰之星宿神，祈求吉祥如意，名为“顺星”。元辰殿即是礼拜本命元辰星宿神的地方，殿内现存有六十甲子神像，他们分别为：甲子太岁金辨大将军、乙丑太岁陈材大将军、丙寅太岁耿章大将军、丁卯太岁沈兴大将军、戊辰太岁赵达大将军、已巳太岁郭灿大将军、庚午太岁王济大将军、辛未太岁李素大将军、壬申太岁刘旺大将军、癸酉太岁康志大将军、甲戍太岁施广大将军、乙亥太岁任保大将军、丙子太岁郭嘉大将军、丁丑太岁汪文大将军、戊寅太岁鲁先大将军、已卯太岁龙仲大将军、庚辰太岁董德大将军、辛巳太岁郑但大将军、壬午太岁陆明大将军、癸未太岁魏仁大将军、甲申太岁方章大将军、乙酉太岁蒋崇大将军、丙戍太岁白敏大将军、丁亥太岁封济大将军、戊子太岁邹铛大将军、已丑太岁傅佑大将军、庚寅太岁邬桓大将军、辛卯太岁范宁大将军、壬辰太岁彭泰大将军、癸巳太岁徐单大将军、甲午太岁章词大将军、乙未太岁杨仙大将军、丙申太岁管仲大将军、丁酉太岁唐查大将军、戊戍太岁姜武大将军、已亥太岁谢太大将军、庚子太岁卢秘大将军、辛丑太岁杨信大将军、壬寅太岁贺谔大将军、癸卯太岁皮时大将军、甲辰太岁李诚大将军、乙巳太岁吴遂大将军、丙午太岁文哲大将军、丁未太岁缪丙大将军、戊申太岁徐浩大将军、已酉太岁程宝大将军、庚戍太岁儿秘大将军、辛亥太岁叶坚大将军、壬子太岁丘德大将军、癸丑太岁朱得大将军、甲寅太岁张朝大将军、已卯太岁万清大将军、丙辰太岁辛亚大将军、丁巳太岁杨彦大将军、戊午太岁黎卿大将军、已未太岁傅赏将军、庚申太岁毛梓大将军、辛酉太岁石政大将军、壬戍太岁洪充大将军、癸亥太岁虞程大将军。以甲子年为首，六十年内不同年份出生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已的本命神。

按照道教教义，修真炼性须致力于本命元辰，除去杂念私心，方能长寿永生。礼拜本命之辰，成为一种习俗流传至今，每年正月初七、初八，北京人到白云观元辰殿“祭星”，向各自的本命星辰烧香礼拜，祈求一年平安，即“顺星”，意思是即使碰到不顺利的年份，通过祈祷得至本命神的保护也可转为顺利。其殿中供的以上六十位本命神，均为重彩泥塑，且都是座像，吸收了各自相关生肖的动物形象。六十神像的姓名有的为历史真有的人物，形象则带有明显的生肖标志，如：甲子太岁金岁金辨大将军，鼠相，持桃。

从道教有关本命神、六十甲子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生肖信仰与道教相互溶合的关系，道教信奉老子的“道”，认为“道”无所不在，是一切的开始，天地万物都是由它化生主宰的，生命自然不例外，生肖与天干地支相配而形成六十甲子的观念是生肖与道教信仰相溶合的表现，人们祭拜本命元辰之神，是为了祈求神灵的保佑，平安如意。从这里可以看出生肖已成为主宰人生命的因素，成为生命信仰的一部分。

4、各民族的十二生肖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生肖不是汉民族的专利，许多少数民族都使用十二生肖纪年。首先我们来看看各民族十二生肖对照表。

各族十二生肖对照表

桂西彝族

十二兽：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

哀牢山彝族

十二兽：虎、兔、穿山甲、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

川滇黔彝族

十二兽：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海南黎族

十二兽：鸡、狗、猪、鼠、牛、虫、兔、龙、蛇、马、羊、猴

云南傣族

十二兽：鼠、黄牛、虎、兔、大蛇、蛇、马、山羊、猴、鸡、狗、象

广西壮族

十二兽：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蒙古族

十二兽：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

新疆维吾尔族

十二兽：鼠、牛、虎、兔、鱼、蛇、马、羊、猴、鸡、狗、猪

柯尔克孜族

十二兽：鼠、牛、虎、兔、鱼、蛇、马、羊、狐狸、鸡、狗、猪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壮、部分彝族的十二生肖受汉族影响，与汉族基本一致。但有的民族在接收汉族生肖文化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变异，哀牢山彝族同胞在十二生肖系列中，以穿山甲占据了龙的位置；新疆柯尔克孜族十二生肖中以鱼代龙、又以狐狸代猴；海南黎族同胞以十二生肖纪日，其次序以鸡起首，猴煞尾；生活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以黄牛代替牛，以山羊代羊，亥的属相不是猪而是象。从以上变化中大致可以看出，各民族在选择十二生肖动物时，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物种的不同，选择了最亲近的动物作为生肖动物，从而给生肖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差异。除了在生肖动物选择上的变异外，少数民族还形成各自不同的纪年、纪日方法，同时产生了许多与生肖有关的民俗。

(1)凉山彝族十二生肖

彝族通用十二兽历，也叫十二属相纪历，彝族古代史诗《勒俄特依》和彝族民间都有有关彝族十二属相(兽历)来源的传说。〖ZW(〗参见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ZW)〗生活在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其年、月、日均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纪。每一兽名各纪一年，共十二年一轮，年代及年龄的计算有一个方便的口诀：“一轮十三，二轮二十五，三轮三十七，四轮四十九，五轮六十一，六轮七十三……”以此类推。凉山彝族纪月也采用十二属相，分别以鼠月、牛月、虎月、兔月、龙月、蛇月、马月、羊月、猴月、鸡月、狗月、猪月纪一年十二个月。每月大月三十天，月小二十九天，月大月小根据上月月亮十五圆还是十六圆来确定，十五圆为小月二十九天，十六圆为大月三十天。不过各地所用的首月有别，有的地方以马月为首月，有的地方以羊月为首月，有的地方以猴月为首月。纪日的方法也采用十二兽，十二日为一轮，不受年月(包括闰月)的限制，无限后推，永无终止。

彝族十二属相纪历的历法还被应用到占算命运的民间巫术之中，凉山彝族民间认为人与木、火、土、铁、水五种元素关系密切，人只能与之和谐相处，才是天赋的命运。人的命运都处于五种元素与“公”“母”配合而成的十种命运之中，即“木公”、“木母”、“火公”、“火母”、“土公”、“土母”、“铁公”、“铁母”、“水公”、“水母”的和谐称为“特补特莫”，“特”为和谐之意，“补”为阳，“莫”为阴，认为以上十种命运是和谐的阴阳配属。此外还将十种命运与十二属相相配，形成“纪年周期表”，以六十年一轮的纪年周期表来占算人的命运。

彝族十二属相还用于婚姻方面，彝族在择偶与订婚时极重视民族、等级等条件，除此之外，男女双方生辰是否相合也很重要，民间口诀有：“兔猪羊相随，牛蛇鸡相伴，狗马虎相合，猴龙鼠相和。”合乎上述口诀者为相合，不合也不十分严格，最忌属虎者与属鸡、羊者配，讳其“虎来吃鸡羊”。

(2)傣族十二生肖

根据张公谨先生的观点，大约在汉朝汉族的干支纪时法就逐步传入傣族地区，这种干支纪时法一直沿用至今（参见张公谨《傣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至今仍是傣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法与农历一样，就是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得六十甲子，以这六十个数来纪年、纪日，同时还单用十二地支纪月。大概在干支传入傣族地区后不久，汉族的十二生肖也随之传了进来，傣族中各地十二生肖稍有不同，德宏地区与汉族完全相同，西双版纳则改“猪”为“象”，龙为“大蛇”或“蛟”，稍有不同。傣族使用的十二生肖分别为鼠、牛、虎、兔、大蛇、蛇、马、羊、猴、鸡、狗、象。

在西双版纳等地，十二生肖与地支相配，不仅用来纪年，还用来纪月和纪日，如子年鼠骨〖ZW(〗傣历中“骨”为年，“血”为月，“皮”为日。〖ZW)〗、丑年黄牛骨、寅年虎骨；四月兔血、六月小蛇血、七月马血；申日猴皮、酉日鸡皮等等……。可见汉族农历中的十二生肖在吸收到傣历中之后，其使用范围比之农历更为广泛。

(3)藏族十二生肖

传统观念认为藏族的生肖纪年法是公元七世纪时由唐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带去的。藏族的生肖纪年，六十年为一甲子，藏语称“回登”，为木鼠之意，藏族六十甲子便从木鼠年开始，相当于汉族的甲子年。藏历生肖纪年具有将阴阳、五行、肖兽融合一体的特点，因此有“阴火兔年”、“阳土龙年”、“阳金猴年”之类的叫法。

藏历生肖纪年与阴阳、五行的具体配合与十天干有对应关系，以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已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以上五对，每对中前者为阳，后者为阴。藏历纪年虽没有明确标明天干地支，但隐含着干支的顺序。另外藏历中还以男女代替阴阳，如阴金牛年又叫女金牛年，阳水虎年，又叫男水虎年。

(4)纳西族十二生肖

纳西族是居住于云南省境内的少数民族，是古代羌人的一支。纳西族也以生肖纪日，方法独特，配以方位。他们将一年十二个月分为大月小月，每月30天，单月第一天为猴日，按猴、鸡、狗、猪、鼠、牛、虎、兔、龙、蛇、马、羊顺序，排至单月的第29天为鼠日；进入双月，双月第一天隔过牛日，定为虎日，

推测人的气数、命运的一种迷信。通常根据人的五官、气色、骨骼、指纹等推断其寿夭、荣枯、吉凶、祸福。因以面貌为主，故又称相面。中国春秋时代已出现不完备的相书。汉代开始，相术成为一门有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学问，同时出现了一些相书和专门从事相术活动的相士，相术开始重视相骨。唐代时重要的相书是敦煌本《相书》，有9卷，35篇，认为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相。内容也从服务于少数人的升官发财，发展到求子求女、求贤夫贤妻、求田地等，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宋代，相术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完整的相书《麻衣相法》，其主要内容是相五官，作者相传是麻衣道士。《麻衣相法》汇集了宋以前相学的精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开创了中国相学的应用领域，并使相术在朝野广为流传。明代有相书《柳庄相法》。作者袁珙，一生游历，曾与一位异僧学习相术。他能以听声、观相推断人之吉凶。清代的相术著作，为旧有相书的解释、改编或修订，无大发展。随着相术不被统治阶级重视而流于市井乡陌，成为纯粹的末流小道，相术逐渐衰落。

相术与信息分析:

一般人眼里，相术差不多就是算命了。算命是迷信，而信息分析则是科学。二者大概水火不相容。接触相术理论的第一天起，就为它方法的科学性所震憾。感觉相术这种古老的神秘文化中，包含了许多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分析的内容。

算命理论的体系，可按方法论分为二：

1、随机型。这种算命方法的代表为占卜、求签、扑克算命等。随机型算命的特点是结果不可重复，同一个人求签二次，完全可能求得二个不同签，但他的“命”只有一种。所以，尽管关于随机型算命有许多神乎其神、不可不信的传说，但现代科学并不能解释其机理。即使不是迷信，至少与科学无关。

2、特征型。这种算命方法的代表为生肖、星座、相手、相面等。特征型算命的结果是可以重复的，因为人体特征相对固定，所以只要算命者理论基础相同，对一人算命的结果就应该一致，为会因算命者、算命时间不同而得出大相径庭的观点。且不论算命是否算得准，这种方法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这就是依据人体特征来预测人的未来。

与算命相关的信息分析原理，只能存在于特征型算命理论中。因此，本文不能笼统地说研究算命中的信息分析原理，而只能是研究相术中的信息分析原理。目前我所能想到的相关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基于概率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相术理论的出现一般说应该是基于归纳法，即观察大量人群命运，发现命运与某一特征的概率关系，而后建立理论。例如，各种手相理论普遍将围绕拇指的一根主线当作生命线，并认为生命线越长则人的生命越长。我们可以想像，古代相师以归纳法建立理论，看遍死者手相，发现这一条线与生命关系最密切，且该线越长命越长，于是称其为生命线。在这一理论建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有相师在检验这一理论，并且均认可了它。有没有可能在所有人群中，生命线越长则生命越长的概率会小于50%？认为是不可能的。如果生命线越长则生命越长的概率会小于50%，则相师们早就将其称为“短命线”了。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概率究竟有多大？根据我的试验与推理，它也不会大于90%。一般说来，如果这种推测方法的正确性可以达到90%，它也就达到了对于社会问题科学预测的要求。换言之，相术就成了科学。但事实上相术并没有进入科学殿堂，所以它的正确概率也不会太高。

信息分析中，各种方法预测的成功性亦有一定概率。也许这种概率略高于相术，但大量实例表明，它们也难以达到90%以上的概率。

二、对象的复杂程度决定方法应用的正确。

相术难于达到更高的正确性，部分是由于相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古代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试图根据某些特征进行预测。比如有人观察星相进行预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星相适宜做什么事，或者掉了颗流星就要死某人，等等。这种观测星空的人，我们现在称他们为古代天文学家。另有一些人观察山水进行预测，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宜建什么房子，宜葬人，等等。我们现在称他们为风水先生。还有就是观察人体特征进行观测的人，我们现在称他们为巫婆神汉。其实，在古代，这三种人的方法论与理论观完全一样，只不过星空规律较简单，山水规律其次，而人生的规律最复杂最难于预测，才使现代人对他们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信息分析的正确性同样受对象的复杂性所制约。如果选择的对象过于复杂，现代科学达不到正确解释的境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当然，如果选择的对象过于简单，大部分人都一目了然，则失去了分析的意义。

在选择课题或选择分析信息源时，切切要认真考虑它们的复杂程度。最好选择类似天体运动的对象进行分析，千万不要选择类似人体命运的对象进行分析。

三、特征数量与分析能力的辩证关系

对同一对象，依据观察的特征数量的不同，可选择不同的特征型相术方法。有的特征少而简单，如生肖，分析方法也简单易掌握。但特征少则必然导致误差增大。生肖只有12个变量，但人生远不止12种命运。因此这种方法的粗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是不是变量越多越好？变量多的确便于我们认识事物，但对人的分析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如果人的分析能力跟不上，变量多反而导致预测的准确性下降。有这样一个实验：一实验者挑选一批以往比赛中的马匹，每匹马挑出100个特征的指标，由赌马师从100个特征指标中挑选5个，然后根据5个特征进行预测。以后，又挑选按10个特征、20个特征、40个特征进行了预测。预测的正确性变化情况是，当挑选10个特征时，赌马师的确由于信息的增加而提高了预测的正确性，但增加到20个时正确性不再上升，增到40个时甚至有所下降。这是由于人的分析信息的能力有限，信息太多反而会降低预测的准确性。

常听说古代大师看相如何准，还有一些民族的相师看相准，而现在则没有这种看得准的人。实际上，古代算命的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智商高人一筹的人在看相，某些民族也是他们民族的智者在看相。而我们现在看相的大多是无法考上大学、甚至不能以自己的智慧养活自己的朋友，他们缺乏必要的信息分析的智力能力，看不准是必然的。

现代人喜欢看手相，手相一般取4要主线（中国为生命、事业、爱情、智慧，西方为生命线、命运线、心线、脑线）及20来根辅线，每条线的长短、清晰度、分叉、交叉、截断均为特征，变量多于生肖，但远远少于面部特征。不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很难具备分析面部特征信息的能力。

四、重视信息反馈

反馈信息对于信息分析有很大价值。实际信息分析过程中，分析人员经常在得出初步结果后，试探性地告诉用户一些分析结果，以获得反馈信息，帮助提高分析的正确性。古代相术理论更加重视反馈。面相理论中，眼睛的“相”所占比例达30%（即“眼相三分”，其余是天庭三分，地角三分，耳鼻嘴共一分）。看相者盯住对象的眼睛说话，从这一“心灵的窗口”不断获取反馈信息。以手相为例，看相者看完手后，执住对象的手盯住对象的眼睛说话。从最有把握的生命线开始谈，一旦从反馈信息中得知生命线有误，则开始考虑辅线的价值，并调整整个预测体系。

也许有人质疑：瞎子怎么办？盲人眼睛虽不灵，但其它感觉超乎常人。他们能够从对象的呼吸、心跳、脉博中获取反馈信息。

五、算命的价值取向

中国和西方的相术理念有许多不同，其中不少差异体现了文化差异。以手相为例，中国手相术是定性的，线条的位置并不对应生命的具体。而西方却讲究定量，从手掌靠姆指处高点（或螺纹中点）出发向外作辐射线，辐射线与各线条的交点就是生命的时间点，共有10岁、20岁、30岁、40岁（辐射到食指、中指、无名、小指）、50岁、60岁、80岁、100岁（到中缝等）8个交点，完全将它量化了。还有一些由不同文化产生的差异。但最有意思的差异是中国相术理论侧重“算命”，这个“命”是对象固有的，不可改变的。即使要改变，也需要某些特殊动作（如到某处避难或烧香）。而西方的相术则是一种“咨询”，他若告诉你某一时间有灾难，只是告诉你这一时间灾难的可能性较大，或大于其它时间，你如果没事，这段时间应该避免灾难，如少出门，不参加危险活动。他告诉你某一时间有病，你就应该在这一时间注重保养身体。

例如，以命运/事业线为例，中西方均以与中指相对应的线作为一个人人生成就的参照线。中国相术中，如果缺乏事业线，相师告诉你你将一事无成；而西方相术理论则说，你将要付出比他人更大的努力才能成功，尽管这很难。

西方的决策者委托信息分析课题，也将其成果当作咨询结果，参考但不迷信。而中国的决策者则往往完全相信或完全不相信分析结果，没有将其当作一种咨询，或一种在决策中给予重视的信息。

【注，原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4，114-120（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存在决定意识抑或物质决定意识——试论中国咨询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1前言

作者在1998年9月16日羊城晚报看到一篇报导，不禁感叹万千“心理咨询是世界是最不值钱的玩意，是个人、有把嘴就可以作心理咨询了。”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没有钥匙，怎解心锁

——心理咨询兴起，咨询培训随之红火

本报讯“来听心理课的，多数不是自己有‘问题’，而是帮别人解决问题。”日前在广州一个心理咨询培训班，负责人如是说。

9月13日，记者走访这个由某医学院举办的培训班，看到60岁的陈姨。她原是医务工作者。“我希望通过学习，为同龄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她说，周围不少人退休后无所事事，情绪低落。

薛小姐、马先生也是学员，他们想把心理咨询当饭碗。薛是山西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做模特，“我不可能一辈子吃青春饭，心理咨询是新兴行当，我想试试。”马先生在广州做了几年生意，最近准备回老家山东，“听说这里有个培训班，也来学一学，看回去能不能做这个。”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为其提供排解的心理咨询业，亦应运而生。时下一些工、青、妇等机构，企业、街道、声讯台等，都办了咨询热线。但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玲教授认为，从事心理咨询，既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要具备医学与社会心理学知识，不经过严格培训很难胜任。

刘小姐曾在某家政公司从事老人心理咨询，最近辞了职。她说做过几次后就感到自己缺乏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公司的培训只是一些简单的技巧，不太管用。听说这个班请来了知名的专家，想再学习，重操此业。

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有大学、中学教师、医务工作者，也有保险从业员。据说，首期培训计划招收400学员，很早就招满，至今仍有人来电报名。负责人梁经理介绍，半数以上的人是想通过系统学习，以后从事心理咨询业的。

据了解，目前广州一些医院、社会团体都开了心理咨询培训班。但有专家指出，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尚无成功模式可循，师资缺乏，有待探索完善。

文/记者崔朝阳实习生李磊。

这个培训班的招生简章上写着培训五天，发证。

这种培训班在全国已经不少见。

心理咨询这个科学殿堂中的一员，已成了为了生计而走投无路者的“饭碗”。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谁只要高兴，就可以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似乎已堕落到和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一样了。

为什么神圣的科学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2中国的咨询心理学被错误定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生活不断提高，各种文化思潮交替出现，人们的心理急剧地变化，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相继都产生和出现了。因此咨询心理学在中国又被重新地挖掘出来。但是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进行心理咨询？谁来进行心理咨询？在中国心理学界似乎存在着与西方的心理咨询完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1982年，陈佩璋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开出第一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对象除精神病人外，开始涉及一些性心理障碍和其它心理障碍的患者，1983年，赵耕源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三院开设了第二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用“解释性语言+抗精神病药物”的模式来概括。他们的工作受到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和家属的欢迎。

虽然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工作受到一些病人和家属的欢迎，但是并未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在多次全国心理学年会上，这方面的论文都没能引起大会的重视。在1985年8月召开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医学界的代表同心理学界的代表产生了分歧。心理学界的代表认为：所谓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只不过是原有精神科的变种，并不具有心理治疗的本质与内涵，与西方的心理咨询模式不符，因此心理学界不应支持和参与这种活动。

但是，1985年11月起整个形式急转直下，原因是这一年在广东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医学心理学学术会议，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科学研究所的李心天教授在会议报告中做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认为心理咨询应是心理研究和临床医学的结合，这是一条“创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的道路”。大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似乎同意是“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是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在这种学术气氛的影响下，全国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新生事物”引起了卫生行政部门官员的重视。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付部长何界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综合医院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设立精神和心理咨询科，这是加强精神卫生和做好精神防治工作的必要措施”。他建议各省市在1987年内选1—2所有条件的综合医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再进行推广。

行政部门的指令下，医疗系统的心理咨询门诊纷纷开张。很多卫生部门领导把保持心理健康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对待。要保持心理健康，不但要进行心理卫生知识的广泛宣传，而且要有心理健康的指导部门，因而开始着手建立各级医院及卫生机构的心理咨询机构，例如上海1990年前后，由市卫生局规定区医院以上，都要设立心理咨询门诊，因此在短期之内数十个心理咨询部门都开设出来了，1992年上海审批建立新的心理咨询机构，并对已开设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及业务上的指导，使全市的心理咨询工作做到有计划，规范化，以保证咨询质量与效果。卫生部的卫生工作“八五规划”（草案）上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应设立精神服务或心理咨询部门。卫生部并且规定凡综合性大医院是否建立心理咨询门诊作为考核医院工作内容之一。特别在近年来医院评定等级中，凡三级甲等医院必须设立心理咨询门诊。

目前国内很多大中城市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医院都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特别是原来就有精神科的那些医院，这些医院都是星期一、三、五是精神科门诊，星期二、四、六是心理咨询或是倒过来，原班人马来回使用，所开药物没有分别。可以说，在中国，“心理咨询”机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开设在开药、打针、动手术的医院里。

这些医院里的“心理咨询”的工作模式可以这样来定义“语言安慰+抗精神病药物”，所持治疗原则是——不许你想！治疗措施是吃药、降低生理水平——让你无法想！

3“医学模式”的“咨询”误了大事

同西方的观点不同，在中国已形成的以综合医院为代表的心理咨询界，在确立心理咨询对象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理病的“病”同生理病的“病”是同一个概念，因而，心理咨询的对象是病人，而不是心理有障碍或是心理不健康的“人”。（作者在这里给人字标上引号，是为了区别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因为“来咨询者的87.5%-96.3%是有某种精神或躯体疾病的人”[1]所以“我国综合医院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不是正常人，而是有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他们来医院很少是为了解决日常的生活压力，解决应变能力或某些策略，而主要是看“病”，特别是心理现象躯体化产生的躯体症状”。[2]

在对治疗的目标上，中国的医院式的心理咨询同西方的观点也不同。较有代表性的是赵耕源的观点：“心理咨询就是…….帮助他避免或消除不利心身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或认识这些心理社会因素在已产生疾病中的作用。因此能增强对心理刺激与冲突导致疾病的能力，保障心理（精神）健康，或减轻已发生疾病者的心理负担，树立起对疾病的治疗信心”。[3]持这种观点者将所有精神症状都看成是某一种生理疾病的延生物，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看成是加快治愈生理疾病的辅助手段。

有相应的理论观点就有相应的方法

目前，在我国医院中所开设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门诊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基本概括为“语言支持和解释+药物”的实际工作模式。整个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

一。心理测验和传统精神科检验及一般医学检验。首诊一律使用有关的心理量表进行心理测试，各种量表中以MMPI、SQL-90等为主。

二。了解病史与作解释性的说明。要求以“和善与耐心”和病人交谈，了解病情，用心理学的观点对病史进行解释，并鼓励病人增强勇气，与医生合作，共同战胜疾病。

三。指导、忠告和开药。针对病情做出家居行为指导，以“不”、“不许不”或“必须……否则……”的形式对病人做出忠告。最后酌情开给某种传统精神科药物。

这种医学式的“心理咨询”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将意识降到了生物化的水平

生物学化的观点忽视了人的行为的质的差别，特别是人的阶级、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上的意识差别，完全抹杀了个体的个性倾向。

这种将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等同于“大脑决定论”思想倾向在我国“心理咨询界”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各类神经症都是大脑的生理结构与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人际关系焦虑、恐惧也必须靠吃阿米替林等药物来解决。[4]

“大脑决定论”是在于错误的理解了决定论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发生的决定论所说的决定都不是大脑的决定，对人的行为和意识表现的分析过程也不是从大脑开始的，但庸俗的唯物机械论却将这种分析封闭在大脑中，用生理机能来解释人的外部行为和意识表现，他们认为脑是动力的机器，在它的内部结构上寻找意识发生和改变的原因，这样似乎因失恋而导致的悲伤也可以理解为大脑神经递质的不平衡引起的了，而因失恋愤怒而导致的自伤、他伤、自杀、他杀也可以理解为神经系统的冲动性紊乱。更有人在寻找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犯罪人格，如大量讨论性罪错、暴力攻击等犯罪人格的文章，认为犯人的皮电反应波动次数多、神经质性较正常人高、性生理早熟，暗示某一类人天生就是罪犯。有的研究结果居然认为（结论）少年犯的母亲的孕期时营养不良，围产期时的不利因素是少年犯罪的原因，“所以对少年犯的防治要从母孕期围产期开始”。并认为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外一些研究一致。[5]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认为不应当从大脑的本身去寻找心理障碍的原因（只能从大脑本身去寻找生理原因），而应当从来自客观的关系系统及人与客观的关系系统中去寻找原因，因为脑的机能仅是这种（心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部分。

（2）混淆基本的科学逻辑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各有关杂志上都见有这样的文章，其观点是认为应该有、也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当然，这个模式就是医学的心理咨询模式。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的群众的教育水平低，心理学知识更为贫乏”搞不清什么是“病”、什么是“心理问题”，所以在中国，心理问题说是“生理病”，[6][7][8]

必须采用医学的模式，用吃药或吃点药的方法来治疗，否则就无效，在中国搞纯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将上述的说法翻译成形式逻辑的语言，就成了“因为有人不知道A是A，所以A就是B”。我们同时认为，这样荒唐的逻辑错误决不能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医学模式”的理由。研究科学应当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个科学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某人的看法而改变，一个科学的学科更不会因为有人不知道或是有人不喜欢它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3）混淆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身心疾病”、“心身疾病”这两名词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或是对于一般的当事人来说，这两个概念似乎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身心疾病”、“心身疾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领域，对它们的研究、处理应分别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身心疾病”是指由个体的肌体发生了生理机制的改变而引发了个体的心理、行为上的变化，例如：老年性痴呆、经期精神紧张等等。这些生理变化而导致的心理、行为的变化与当事人的社会认识无关，也与当事人对自身的认识无关，其心理、行为的变化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

“心身疾病”则当指另外一回事，其发“病”的过程正好与“身心疾病”的发病过程倒过来。“心身疾病”是由于当事人对于发生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中的各类事件不能适应，或因外界所提供的刺激与已形成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发生了改变，导致心理状态不平衡，心理状态的不平衡最终又影响了身体的生理变化，出现了心身转换，例如，癔病，强迫行为等。

严格地区分这两类不同的疾病是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的，因为这两种疾病起源来看，完全是不同性质的疾病，对他们的治疗完全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都遵循各自的思想模式，或是医学模式，或是教育模式。医学模式的方法不可能对心身疾病有效。同样，教育模式也不可能对身心疾病有效。

无可置疑，“身心疾病”和“心身疾病”都会表现出各种相关的精神症状，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会很相似，但是仅此相似，就可以将他们混为一谈吗？天上下雨地上湿，地上湿就一定天上下雨吗？神经系统损伤或生理系统的病变无疑会引发精神状态的改变，但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一定意味着生理的病变吗？

4中国心理学界出让了阵地

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1993年第二期《心理学报》正式公布了“卫生系统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条例”。该条例要求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的资格，主要有二个方面：1、大学心理学系或医学院校毕业或具有心理学或医学中级职称，并经省级以上心理学会或心理卫生协会认可举办的心理咨询专业培训者。2、应具备心理治疗、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人格心理学、会谈及心理诊断技术、心理测验等方面的知识，非医学专业者应补修有关医学知识（如：内科、儿科和神经科等方面）。[9]条例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即学医者（或进修医学者）方有资格在卫生系统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对这个条例我们有这样的看法：

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门科学学科的建立，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有在现阶段人们认识范围内所公认存在的客观对象；

二有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三有一套完整的描述性概念体系。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有了这三个条件，这门学科就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心理学与医学绝不是同一个学科，更加不会依附医学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早就对不同的学科进行了分类，归为两大截然不同的学科，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心理学是心灵的学问，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医学是对生理的研究，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他们绝不可以同日而语。心理咨询所求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愉快，而医学追求的是生理机体的健康长寿，从研究对象上看，两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

稍具科学哲学知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之处，医学院可以培训心理咨询员，学过医学的人经过进修班的进修就可以做心理咨询，那么要心理学专业做什么？要那么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做什么？！？！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有其自己的学科分支，而且各门学科自己的基础学科也不同，医学是这样，心理学也不例外，咨询心理学同样也不例外！不同的学科分别研究完全不同的客观领域，如医学研究的是生命的保持和延续，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交叉在人体上，但却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

在西方，一个人要取得临床心理开业的资格，从读心理学或哲学本科起，需经过约十年的专业训练。之所以需要这样长的时间，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系统地研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知识，以一个心理学学士学位为例，要取得学位，必须修完约50门课！这些学科知识浩瀚，内容繁杂，不是一两本书可以涵盖的，也不是三两天可以讲得完的。更重要的是，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素质，这种专业的素质是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同医生需要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所形成的专业素质是一样的。其实，一个学医的人，要回答类似像“是我的脑袋，还是脑袋的我”，或是“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这样一个问题，到心理学系或是哲学系去进修它三五年，怕也未必能讲的清楚。“吃了三天素，就想当神仙”未免过于可笑。这在医学界行不通，同样在心理学界也行不通。

其次，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培训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么心理学系是否可以培训外科手术师呢？一个心理学的学生是否经过十天八天的培训班的培训，就可以到医院去看病、开药、动刀子做手术呢？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医生呢？就医学界本身来说，培训一事可否行得通？内科医生是否可以能过培训一下，就成了外科手术师呢？（那同理，医学界也不可以认为心理咨询师是可以通过短期可以上岗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不属于文章原有。）

我们认为“培训”不是一个专业教育的概念，而是一个完成专业学习的前提下，为提高本专业水平而继续受教育、继续学习的概念。如果传授知识涉及到新的专业领域，那么就应该是“学历”教育。如果一定要“培训”，就请像本科教育一样“培训”4年，再像研究生那样“培训”3年，……，就如同医学的学历一样！

请原谅我们说话刻薄，不这样就不能将问题揭开。我们的意思是：心理学并不比其它学科简单，做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也不会比当其它的专家容易。

这个条例实际上表达或是暗示了：心理咨询很简单，培训一下就行了。

正是由于混淆了基本的科学逻辑，才使到伪科学有了伪装登场的机会。

中国心理学界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今天看来，决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1）个别心理学工作者轻视心理咨询的专业性，没有认真地钻研咨询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但却摆出了一付学过心理学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模样，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先知，滔滔不绝地向当事人说教，不知道咨询心理学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需要专门的知识、素养，而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同于政治教育或是知识求教。当事人抱着希望而来，负着失望而去，无形之中给人一个印象“心理学是空谈，靠说话哪里能治病。”或“你谈话能治病，那我谈话也可以治病。”

（2）心理学界本身对咨询心理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咨询心理学在心理学界本身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心理学界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所谓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对以心理测量、统计为主要方法论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相当重视，而对用其它研究方法的研究则较为忽视。咨询心理学界乎于哲学和个体心理实验之间，不可能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群体试验，因此，咨询心理学在正统的心理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心理学界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就很难怪别人乘虚而入了。

（3）社会上某些人利用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得到心理服务的需要，大发其财，鱼目混珠。为了达到个人出名、发财的目的，不惜将水搅混，故意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同打针、吃药的医疗等同起来，故意将心理健康问题同生理疾病等同起来，甚至同医院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使其又开发了一个“创收”的领域。当然，在心理学界，想用咨询心理学大发其财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认为，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织规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同样犯了上述错误！

5中国的咨询心理学必须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国内的学术气氛倾向于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定义为“医学模式”，而不是教育模式，部分学者骄傲地将这个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称作“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认为这是我国的国情之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是一种发展和创新。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我们几乎看不到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本属心理学工作者范围的心理咨询门诊，却大量地开到了综合医院和精神病院里去了。是否建有心理咨询门诊成了医疗单位上等级的一个考核指标。无论是什么人，读了一两本心理学的书，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做起心理咨询了，尽管他（她）原来是搞精神科的、内科的，妇科的，甚至是搞组织胚胎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都来做心理咨询了。

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他的资格认定也随便，取得心理咨询治疗师的资格比考个摩托车驾驶证还容易，得个驾驶证还要十天半月，而得到心理咨询资格的培训不会超过一周。

目前还有一种学术倾向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希望通过用物质输入的方法来改变人的意识水平和意识倾向，甚至改变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从吃了某些药物可以使人更聪明、更能明白事理开始（例如巨人脑黄金的宣传、各种聪明水的宣传），发展到一个人因失恋而痛苦可以吃药治疗，因对上级的批评不满而沮丧可以吃药治疗，小学生因学业不佳遭老师和同学的白眼而自卑可以吃药治疗。照此下去，对罪犯的改造岂不是也可以用吃药的方法解决了？

现在，在中国，心理咨询可以说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心理障碍吃药排，二是胡乱支招解心烦。（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是当事人，这样真的可以凑效吗？？——本人观点，原文没有）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度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巨大作用已不再限于思想意识领域及社会形态的安定，而且已经扩展到了经济领域。据美国财政部和卫生部的统计，美国每年（1986）因心理障碍因素所导致的工作损失达400亿美元，而因及时得到心理治疗而减少的损失约有185亿美元。因此，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极受重视。

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历史沿革的考查及对咨询心理学概念、对象、过程、体系的考查，可以充分说明，咨询心理学从对象到方法都并非是传统医学概念上的东西，而是哲学、心理学在个体社会意识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应用。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经无数心理学家的努力，咨询心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不同于政治宣传、说教，也绝不同于“医学”的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10]是纯粹的教育模式的学科范畴。

目前中国的这种“医学模式”、“说教聊天模式”能够使我们的咨询心理学事业走向现代化，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服务吗？回答应是完全的否定！[11]

中国的咨询心理学何往？

我们认为：首先，哲学和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应当紧急动员起来，以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建立起我国的咨询心理学事业。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咨询心理学中的伪科学，特别是反对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的伪科学，还咨询心理学以本来的面目。

其次，继续深入研究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其实，在引进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这一工作上，高校的心理学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先是张人骏出版了《咨询心理学》（1987）将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粗略的介绍，引起注意。到了1989年，钱铭怡出版了《心理咨询》则可认为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在中国正式登台，这本教科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今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技术，这是一本可以作为专业性的培训教材。1991年，车文博等出版了《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将可能收集到的西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方法和技术全盘列出。这三本书的出版，可以说在经历了众所同知的年代后，又重新奠定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础。1983年起，全国的五个心理学系都陆续地开设了针对本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机构。1987年，华东师大心理学系曾性初教授招收我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研究生，1988年，华南师大心理学在本科生中系统地开设为期一年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课程，紧接着全国五个心理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或讲座，系统研习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治疗技术。

可以说，在中国，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学理论基础已经形成，所需要的工作是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治疗内容体系。

再次，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普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通过广泛的宣传，肃清伪科学对咨询心理学的污染，特别要打击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和那些喊着反对伪科学口号的伪科学。

最后，要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人员及市场的管理工作。严格规定从业人员的资格，建立一套有效的、甚至是有法律规定的行会资格制度、责任制度。

6结语

罗杰斯早在1951年出版的《当事人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一书中，就已经将心理咨询的对象定义“当事人”，用“当事人（Client）”一词取代了“病人（Patient）”，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一举措不仅是语义上的，最重要的是标明了——心理咨询的对象不再是医学意义上的生物体，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体，同时意味着，心理咨询所遵循的模式是教育模式而不是医学模式。

正是因为选择了“医学模式”的咨询心理学模式而又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培训班”，才会出现相应的科学骗子，才会出现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这种令人尴尬和气愤局面。伪科学能立足的地方，就是“科学”还力不能及的地方。